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针对我国当前在法治观念、执法效果、体制机制、群众获得感等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有效路径,要着重抓好法治体系、机制以及工程建设。这既要建立健全基层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考核评价体系、法治监督体系、科学决策体系"四个体系";又必须构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政府内部权力运行约束机制、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四种机制";更要致力于实施平安建设工程、信访维稳工程、法治惠民工程、队伍建设工程"四大工程"。     

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思考

法治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前提和保障。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当在遵循法治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制建设步伐,实现由单纯的政府主导向以法治保障为基础的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的治理体制过渡,培育法治文化,培养法治思维,构建稳定有序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基层维稳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基本利益,对基层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提高基层维稳科学化水平和法治化水平显得尤为迫切。要以多元治理方式来处理基层维稳问题,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机制,加强法治保障,推动并服务社会治理创新。     

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困境与强化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既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维稳工作的一次检验,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面临着全局稳定与局部隐患并存,思想上高度重视与认识不准确、不到位并存,手段上严厉有余与规范不足并存。基层维稳法治化也面临着专门法律制度缺失,基层维稳无法可依;部分领导干部法律责任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基层群众法治意识淡薄,守法上存在障碍。因此,建构法治思想宣传机制、法治思维养成机制、法治方式监督机制、法治维稳推进机制、法治信息化交流机制、违法行为严惩机制成为战"疫"背景下基层维稳的法治化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乡村治理法治化研究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任务的主动回应,是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对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学术史回顾,分析学者们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三个方面,即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运作的体制机制,以及多学科、多维度逻辑推演。     

社会稳定常态化：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

当前，一些地方维护稳定工作仍然呈现出运动式治理模式，存在一种明显的非法治化倾向，形成一种“越维稳社会越不稳”的悖论。培育与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以法治促稳定的良好制度环境，以行政复议为主导促进社会稳定，以依法行政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以司法公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从法治理念、制度到方式的演进是社会稳定常态化的必由之路。     

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命题,在理论意义上进一步拓宽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也标志我国法治化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不仅应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需要探求法治国家建设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核心要求上,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国家具体工作领域的法治化、国内工作和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法治化等。在重点任务上,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处理好本国法治传统与借鉴他国法治经验之间的关系,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最终形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良效格局。     

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科学思维透视——评陶林新著《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研究领域。陶林新著《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从服务型政府视角入手,对政府社会治理法治化命题进行科学整理与系统分析,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等科学思维对该命题进行深入研究,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治理问题研究和方向把握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     

协商民主:维稳长效机制构建的新思维

作为协商的民主治理模式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体现出新时期国家治理从高压管控向平等协商的转型趋势。多元社会和利益分化引发的分裂与对立对稳定局面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维稳实践中,需要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怪圈,以巩固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维稳工作必须转变治理思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协商民主新思维包容利益诉求和规范利益均衡。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悖论,构建一元主导、多中心互动治理的维稳长效机制,有利于政府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治理能力,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维护社会政治长期稳定。     

基层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探究

信访作为一种本土制度和地方性知识,是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近年来,非正常上访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及基层政权的效能。基层信访治理是一种权力运作技术的体现,然而在维稳压力下基层信访治理策略运行并不顺畅。但基层信访治理的困境并非仅仅源于基层,而是当前诸多因素纵横交错的结果。加强信访法治保障,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树立司法的终局裁判权威,完善信访终结机制,将信访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基层信访治理走出困境的建设性出路。     

两个“总目标”视野下走出国家治理误区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治建设总目标。两个总目标都着眼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的创新和法治化。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把三中全会确立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质是依法治理。目前依法治理要走出五个误区,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群众路线与法治的亲缘关系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就是一种民主形态和治理方式。要推进群众路线制度化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常态的治理方式,法治化无疑是根本保障。探究群众路线与法治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促进两者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发展,能够提升中国治理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维护宪法权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与最高权威,居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它对我国进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起着保障作用。在加强宪法实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又能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因此,维护宪法权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非常积极而重大的意义。一、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政治文明与民主法制的进步相联系。政治的法     

政府利益部门化问题及其治理途径

利益部门化的问题已经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法治型政府的障碍,"权力部门化、利益部门化、利益法律化"损害了公共利益、破坏了社会公平与稳定,助长了行政腐败,不利于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利益部门化问题源自公共权力不受制约、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立法体制不健全等因素。治理利益部门化问题,需要坚决依法治理,完善立法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引导和约束政府部门的行为,建立权力制约和全方位监督体系。     

法治思维在信访工作中的转化运用

法治不仅仅是依法律而治,更重要的是依法律精神而治。跳出法律条文本身,将相关法律所涉及的规则、原则及精神转化运用到信访治理工作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法治思维不是党员干部的"专利",作为每个党员干部集合而成的单位部门同样需要有"部门法治思维"。在信访工作中,需要将"权利与义务对等"、"因果关系认定"、"有审必判"、"主客观相一致"、"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法治思维转化运用到信访维稳工作中,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浙江省依法推进社会治理取得明显的成效,社会治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基本适应。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建设,依法推进社会治理面临许多问题和不足,社会治理科学化、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推进浙江省社会治理法治化,要培育公民树立法治信仰,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规范完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经验上升为规章制度;着眼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以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和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探索健全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机制,构建城乡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维稳境遇

稳定是一种共通性的政治追求,维稳变革需要对变革的限定情景予以审视。大数据时代中国维稳面临双重境遇,一方面传统安全和稳定问题升级为新型问题,给维稳工作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红利也可以成为维稳的重要资源,为维稳工作实现从灭火式维稳到防火式维稳、从压力型维稳到合作式维稳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维稳应当在维稳的大数据意识、配置以及运用方面进行跟进式变革。     

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和科学论断,即构建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法治型治理机制,构建城乡综合治理联动机制,搞好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信息化机制,全面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打造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为中国社会治理指明了正确方向,是新时代指导中国社会治理的科学指南,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的最新理论成果。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维稳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稳定是改革环境和改革发展成果的有力保障。我国正处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之下,维稳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维稳目的异化,影响改革发展进程;维稳方式简单,悖离民主法治理念;维稳成效甚微,造成各方成本上升。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维稳目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改良维稳方式,实现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提升维稳效果,注重事前预防、源头治理。     

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的几点反思——《法治化道路模式选择谈》之续编

从理论上讲 ,法治化道路的模式可以分为自然演进型、“政府”推进型、自然演进与“政府”推进结合型。从现实来看 ,中国无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 ,但也暗含着许多矛盾和危险。本文拟通过理性的反思来揭示这些矛盾和危险 ,以期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能引起重视并加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