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特别是诉讼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普通民众参与行使司法权的有效形式。本文在考察国外陪审制度,对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现状进行合理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制的建议。     

论美国陪审制度的发展与走向

陪审团审判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的使用都呈逐渐减少之趋势,并且批评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但是一些原来已经废除陪审团审判的国家却正在恢复或试图恢复这一制度。陪审团审判的生命力仍然旺盛,因为它仍然在保障自由、制约国家权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人民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是由法院吸收民众参与案件审判的极具司法价值的制度.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分为两大陪审制模式:一是英美法系陪审团模式;一是大陆法系参审制模式.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属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模式,现实司法实践中形同虚设并没有发挥其实质性的作用,备受诟病.本文分析我国的现状,从欧美陪审制及比较中分析二者的优缺处,为我国立法司法改革提供借鉴依据,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价值.     

英国陪审制度改革评述

陪审制度被认为是英国刑事司法制度中最显著的特征,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使陪审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状况,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陪审制度进行改革,笔者通过本文的探讨,就这次改革略陈己见。一、陪审制改革前的状况(一)陪审制在英国的历     

论我国的陪审制度与司法改革

本文认为陪审制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民主制度,作者从理论与司法实践层面对我国陪审制的存废之争进行了理性评析,并据此阐明,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主张废弃陪审制或移入陪审团制都是偏颇的。文章指出,陪审制的功能中蕴含着体现和维护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我们应当对陪审制的作用予以重新认识与发展,在此分析之后,本文对改革与完善我国陪审制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的建议和设想。     

论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现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偏离了法治方向 ,原因在于对司法改革的根本法理问题、司法改革的性质、司法的价值取向、司法独立、司法的职业化等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力求理清上述问题 ,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陪审制度历史沿革的法理透视

陪审制度诞生至今发展过程曲折复杂,近些年又出现了复兴的趋势。陪审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功能和承载的理念也有其相应变化。本文通过对陪审制度历史沿革的梳理,从法理角度对其理论焦点进行透视,提出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构设想,以期对我国陪审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有一定指导意义。     

试论中国的人民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立法主体认识上的缺欠,司法体制运作中的不完善,社会的文化传统、公民法律意识等方面的束缚,现行的人民陪审制度在实践中呈淡化趋势,不能发挥陪审制的应有价值。本文在陪审制度深层价值分析基础之上,阐析陪审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具体设想.     

两大法系非职业法官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非职业法官介入司法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非职业法制度的比较研究,分析其制度的优劣,以期对我国陪审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21世纪域外陪审制度的新发展及启示

一、引言 陪审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其功能主要在于通过使陪审员介入审判活动,与职业法官分权,从而形成对职业法官的监督,保证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中国陪审制度改革的前景与出路

陪审制度与司法现代化既存在矛盾性,也存在相容性。矛盾性使其处境困难,而相容性则给其带来生机。陪审制度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但其在现实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必须加以改革。当前的重点是限定陪审案件的范围,强中审员的权利,吸收专家型陪审员。而根本的出路则在于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     

评俄罗斯刑事陪审团制度的重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刑事陪审团制度的推行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改革者试图以此促进公平审判和民主政治。该制度实施以来,喜忧参半。从其未来走向来分析,陪审团审判对公平审判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其对民主政体的贡献亦很有限。     

论“混合制”陪审模式的建立

人民陪审制在我国是舶来品,其建立的基本理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司法民主;一是通过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实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目的。我国目前人民陪审制的实际运行与以上两个理念冲突,无法实现人民陪审制的功能。在审判方式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对我国人民陪审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我国的人民陪审制改革应在立足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基础上,借鉴英美陪审制的合理因素,建立我国混合式的人民陪审制。     

中国陪审制度研究——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陪审工作为对象

中国陪审制度的诞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政治作用。伴随着法治进程的发展，陪审的政治意味逐渐淡化，陪审制度本身的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价值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然而也存在诸如缺乏具体法律规范、陪审员不能有效参与审判等许多弊端。陪审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显示，陪审员无论是在选任标准、参审方式还是具体审判情况都存在大量争议性问题，社会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是，陪审制度的存在符合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司法民主及司法公正。当下，陪审制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瓶颈阶段，如何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陪审之路，如何使陪审制度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如何重新定位陪审制度的核心价值及基本功能和角色，是当前陪审制度的当务之急。，     

美国陪审团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陪审团由一组普通公民组成,他们宣誓根据在他们面前提出的证据对案件的事实作出裁决。陪审团审理是美国法院制度的基石,研究它对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陪审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民陪审制的改革与完善——谈“混合制”人民陪审模式的建立

人民陪审制在我国是舶来品,其建立的基本理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司法民主;一是通过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实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目的。我国目前人民陪审制的实际运行与以上两个理念存在一定的冲突,无法实现人民陪审制的功能。在审判方式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对人民陪审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主张我国人民陪审制的改革在立足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基础上,借鉴英美陪审制的合理因素,建立混合式的人民陪审制。     

浅论我国刑事陪审制度

刑事陪审制度是一项古老的司法制度,在人类的司法文明史上影响深远,中国的刑事陪审制度在维护司法民主、司法独立等方面存在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是中国的刑事陪审制度曾经过一段坎坷的历程,现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操作混乱的状态。本文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吸收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陪审制度的具体措施。     

陪审制的价值基础

国内学者在制度层面对陪审制的探讨已经很多,但对陪审制的价值基础却很少论及.试图对陪审制的价值基础作一个初步的探讨.陪审制作为一种制度,只有对其价值基础有充分的了解才能产生比较深刻的认识.陪审制度主要具有民主、自由、正义和理性等方面的价值,就这四大价值分别予以了详细阐述.     

陪审制的理性与理性的陪审制——为人民陪审制辩护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具有强大的民主功能,但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制遭遇了极大困境,因而我们必须在制度上完善它。     

Error Rates,Likelihood Ratios,and Jury Evaluation of Forensic Evidence

Forensic examiners regularly testify in criminal cases, informing the jurors whether crime scene evidence likely came from a source.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providing jurors with testimony further qualified by error rates and likelihood ratios, for expert testimony concerning two forensic disciplines: commonly used fingerprint comparison evidence and a novel technique involving voice comparison. Our method involved surveying mock jurors i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N = 897 laypeople) using written testimony and judicial instructions. Participants were more skeptical of voice analysis and generated fewer “guilty” decisions than for fingerprint analysis (B = 2.00, OR = 7.06, p = <0.000). We found that error rate information most strongly decreased “guilty” votes relative to no qualifying information for participants who heard fingerprint evidence (but not those that heard voice analysis evidence; B = −1.16, OR = 0.32, p = 0.007). We also found that error rates and conclusion types led to a greater decrease on “guilty” votes for fingerprint evidence than voice evidence (B = 1.44, OR = 4.23, p = 0.021). We conclude that these results suggest jurors adjust the weight placed on forensic evidence depending on their prior views about its reliabilit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velop testimony and judicial instructions that can better inform jurors of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forensic evi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