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如何协调这两种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协调的路径选择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都是在我国总体政治框架下运行的社会治理机制,两者具有统一的社会目标--社会治理。只是前者对社会的治理是一种有意识的法定行为,而后者是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基础上,进而推动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如何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更好的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我国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探究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亟需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利益机制、组织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基础与机制构建——基于利益衡量的视角

区域性危机频发存在着一种机制上的误区，危机治理理应关注区域中的公共利益、个体利益和区域利益等利益因素。需要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领域进行利益层次的分析，以利益衡量方法确定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路径，通过构建区域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发挥各治理主体的动能，形成一种区域性危机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合作制组织及其治理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是官僚制组织的话，那么，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将会依赖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组织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是一种网络结构，它的规则体系是为了合作者开展合作而设置的，它的运行机制是一种高于协作机制的真正合作机制。合作制组织是通过信任而实现着对整个组织的整合的，它的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出服务的特征。     

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

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脱嵌"和基层党建的"悬浮化"问题同时浮现出来,将这两大问题统合起来进行解决,实现基层党建的去"悬浮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再嵌入,成为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它涉及多层次的治理网络,多种形式的议事平台以及正式、非正式合作机制的构建等多个维度,这些探索的目的是实现嵌入式引领与有效治理的统一。围绕治理在何种理念上展开、治理依托哪些主体参与、治理需要哪些资源以及治理在何种机制上运行,按照类型学的划分,可以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分为价值引领式治理、平台搭建式治理、资源整合式治理、机制保障式治理等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层次分明、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图景。     

“共生型治理”:城市街区治理体系再造及运作逻辑——以杭州市凯旋街道为例

在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街道"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也是落实治理之策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下,街区治理存在明显的"效能迟滞"问题,突出表现在治理成本过高和效能偏低两大困境。杭州市凯旋街道紧紧抓住"人"和"机制"两大关键要素,通过培育治理理念、再造治理体系,积极促进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等力量之间的联动、吸收、互促,逐渐形成融合"共通理念、共识文化、共荣团队、共治机制、共享平台"为一体的"共生型治理"模式。这种重在彰显社会共生思想、营造良善街区生态的地方性创新实践,是对既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超越。     

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加快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关键在于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努力培养全民法治信仰；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以良法促善治；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形成可持续的社会治理内生机制；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增强法治认同感和公信力；建立社会安全指标体系和考核机制，增强社会安全感。     

和谐社会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动力。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关键，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特点，应该着重加强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以及社会流动机制的建设，以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政府与社会的两相配合、协同治理。     

“小服务”撬动“大治理”

<正>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指示精神为载体，不断将社会治理引向深入是沈阳市的创举。沈北新区清水台街道在践行“两邻”理念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志愿服务的作用，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党建引领，完善机制以基层党建工作凝聚志愿者队伍，是清水台街道社会治理的显著特点之一。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进移风易俗的实践研究——基于宁夏中卫市B村的调查

农村移风易俗是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这既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介入，也需要社会力量和民众的参与。基于宁夏中卫市B村的调查发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运行模式是在乡村治理失效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发挥基层创造自主性的一种体现，也是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促进村民自治的体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需要以柔性嵌入机制、权责共生机制、治理互融机制助力推进移风易俗。     

法治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法治建设与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目标，法治与社会治理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能够有效地回应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秩序，丰富社会治理的形式。在法治视角下，法治思维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基本共识，法治方式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选择，社会善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要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相关环节的完善，以立法为社会主体提供完善的规则体系，行政施行高效能的行为模式相配套，司法处理社会关系坚持公平正义，从而促进社会治理机制的不断创新。     

宁夏推进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透视与路径选择

推进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宁夏新时代社会治理转型的现实关切高度契合，但其作为一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全域性、系统性工程，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机制、治理方式维度仍存在许多瓶颈和问题。需要通过积极转变治理理念，推进全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理顺治理主体间关系，推进全域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深化“五治”融合，推进全域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等措施，助推宁夏实现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制度经验与深层机理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国家与社会关系融合以及政府治理理念转型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探索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制度经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深层机制在于党的人民性、人的现代化、治理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坚持人民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是确保治理的政治逻辑与人民的生活逻辑相契合，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解析乡村治理语境下的村规民约

一、村规民约的涵义这里所说的“村规民约”．是治理农村社会、规范农村民众行为的一种手段．是乡村治理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法的运作机制．一种是由国家或法律确认的维持体现新价值的法律机制;另一种是由礼、习惯、道德、宗族等维持的体现旧价值的礼俗机制或称“民间法”。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交通、信息极为落后．使得前一种法律调控的能量非常有限．法律难以扩展到偏远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或内心需要．故其对社会的控制、     

社会治理中网络舆情的作用和问题分析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它的公共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也需要不断地创新,治理的方式方法也需要不断地改进.网络舆情是公共环境变化的产物,它对社会治理具有正反两个维度的影响作用.社会治理在应对和运用网络舆情时,还存在着思想意识、体制机制、宣传引导、队伍力量、工作方法、公务行为、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通过解释结构模型的定量分析,发现这些问题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     

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变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与运行框架的建构，分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逻辑机理，归纳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更新价值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构建一体化运行体制、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完善资源保障等。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的建构，力求聚合多元主体力量，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创新

中国的公司治理系统存在的主要缺陷有：公司治理目标尚不明确，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不足与扭曲并存，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尚不规范，公司外部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信息传导机制不健全，外部支持条件相对不足。中国公司治理模式应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尊重“自然选择”和“自适应学习”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基本规律，按照系统性和适应性要求，选择与创新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模式。     

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在传统社会,习惯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习惯是指特定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构建起来的、并为他们所认同与遵从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习惯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建构、文化性建构和规范性建构。从经验考察的结果来看,习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并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与复杂的。习惯作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价值—耦合机制、权力—冲突机制、价值—整合机制等三种机制。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习惯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就必须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学会正确评估习惯功能的"净差额";二是要理性引导习惯的变迁方向;三是要善于发挥习惯的潜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