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权力与身体:福柯的宗教理论述评

本文对福柯的宗教权力分析框架进行了论述归纳和分析研究。秉承马克思的理论进路,福柯对宗教及宗教权力持批判态度;经由对宗教话语运行建构的解构,福柯揭示了宗教与权力之间被长期遮蔽的内在联系及宗教权力的潜在运作方式,认为宗教是一种个体化的权力技术和治理技术,宗教权力使被支配的个体进入了总体化的权力结构之中,这一分析框架最终导向了一种生命政治理论。     

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认识论反思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是一种诞生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命治理技术，他在生命政治批判范式建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思想史的考察方式，以谱系学为方法对权力作用于生命的机制进行分析，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生命政治批判路径。一方面，这一路径承袭了法国认识论传统中的“断裂”与“非连续性”逻辑，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认识论色彩；另一方面，这一路径基于知识、权力与谱系的分析确立了微观权力批判的范式。但它并未真正在差异化或者断裂性的总体性中找到一条主体的解放之路，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批判范式展开认识论反思，而这一反思必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者的批判逻辑中，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才能展开。     

技术、空间和权力——米歇尔·福柯的技术政治哲学

福柯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在其权力-知识概念内自然不会放过对技术这一重要的现代性现象进行哲学的思考,并从微观政治学视角把技术看作是人操控自身的“自我技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从全景敞视主义出发就工厂、医院、学校等空间单元讨论了技术与权力的特定关系,其政治批判直接指向的是任何情景化的技术都是对人体的权力控制并由此造就了作为技术权力效应的“肉体-机器”这一“敌托邦”。沿此政治批判线索,其追随者和其他学者更是把全景敞视主义方法拓展到了对实验室、工业区域、互联网络和基因技术等的政治哲学分析,从“生物-权力”视角提出诸如“半机械人”、“半生物人”等概念,由此显现新兴技术对人体产生的权力控制效应。为了激发对这种技术控制的有效对抗,福柯试图复兴一种具有“生存美学”特征的地方性知识或技术,以摆脱占据统治地位的技术权力控制。     

论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政治空间的优化治理——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

网络空间内的政治生态随着技术发展出现了新样态、新问题。网络政治空间内的非正义问题正是其中之一,需要在现实空间正义治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时代和民众需求的治理思路和路径转型。大数据能够广泛地获取并整合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和数据,在优化治理网络政治空间、推动网络政治空间正义方面具有独特优越性。大数据的技术治理具有成为“数字利维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被资本、权力、社会滥用。利用大数据治理网络空间必须充分吸纳公平正义价值并受公平正义规范,才能有效防止大数据治理陷入误区。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

在传统君王绝对统治权力之后,福柯提出的生命权力模式展开了两极运行机制:规训权力对人肉体惩戒规范的微观治理以及生命权力从整体人口调节的宏观治理。由此形成的生命权力运行机制与传统君王的外部统治从个体和整体两方面的规范治理进入人自身内部,表面是对人主体价值更好实现的防范调整,然而是一种隐藏在牧领式关心下的隐形统治,双重治理机制使得生命权力统治人的主体性深入到生活各处,从而使人毫无意识地丧失生命的主体性而无能为力。这种缺失人主体性的生命权力政治,需要在人的生存价值和"类本性"的寻求中得到恢复和重塑自我。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基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困境的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实行，整个农村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变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成为农村治理逻辑结构的核心概念，“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便是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的集中表述。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论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变革的影响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发现,智能技术所具有的数据理性、赋权治理和隐性规训等特质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智能技术权力化引起社会权力结构重塑;二是数字化治理引起社会治理的理念、路径和方式等发生变革。智能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在促使社会治理变革的同时,也呈现出社会权力分化、“数字官僚主义”和集体共识困境等负面作用。     

填充与虚无:生命政治的内涵及其扩展

福柯开创了生命政治的研究。在福柯看来,"强迫生"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目的,同时,这一目的在福利国家和种族主义这两大看似悖谬的主题下得到统一。阿甘本延续了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由于以安全之名随时宣布例外状态的主权权力存在,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不仅指向那些社会属性被剥夺的边缘群体,而且还指向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下被生命权力机制包围着的人们。生命政治原本围绕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展开,然而生命政治的异化却使得生命处于一种隐性暴力之下。福柯和阿甘本的论述指向两种隐性暴力的实现机制——监视机制和排斥机制。然而,在这两种机制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更为隐蔽的隐性暴力机制——填充机制。填充的本质是时间管理,即对自由时间的管控。在生命政治中,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是引导填充的两种不同方式。生命并没有因为填充而变得充实,而是处于一种相对虚无的状态。破除生命虚无的关键是要使生命获得自由,而要获得生命的自由,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任意独处下的批判性反思;二是交往理性下的内向性联合。     

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基于IGR法则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数据的治理”与“针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使命,“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有利于推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鉴于信息流动遵循与电流在电力系统网路中高度相似的科学规律,国家治理信息网络与全国电力系统网络都是高度混沌的网络结构,本研究借鉴电力系统在“稳控”领域采用的基本法则——“欧姆定律”,推导出关于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稳控的IGR法则,以便进行数字政府的统筹设计与风险防控。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建构应着重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行政治理制度”“治理大数据规制”等四个着力点入手;通过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科学搭建与稳定运行,促进我国各级政府转型升级为“数字政府”,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无限更新的治理能力,以政府的数字化促进治理的智慧化,提升“国家治理商数”。     

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现代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对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规模性、嵌套性和动态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论,并且都试图寻找“治理万能药”,以一种治理方式适用所有情景。然而人类要真正解决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就需要实现“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多样性”的思维范式取代“单一性”思维范式,按照“治理多样性”的新范式来重构治理体制“。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是一种治理的新科学,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行动者、机制、物品属性、结构和绩效”等要素,核心是公共事务与治理系统的有效匹配,实现基于“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多样性是其内在逻辑。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演进和相互调适的过程“。治理多样性”要应用于治理实践,就需要发展出“诊断、设计和学习模型”。     

从数字帝国主义到数字帝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数字帝国主义依旧是一种帝国主义,其得到国家主权的维护,强化了以数字资本主义为根基的数字资本的帝国主义,呈现出数字资本和数字地缘政治的“双重逻辑”。数字帝国超越了数字帝国主义,将数字全球秩序转化为数字资本操控的内在向度,并与国家主权共同表征为弥漫式的数字主权。数字主权并没有拒绝其在扩张过程中所遇的其他数字力量,而是将这些数字力量吸纳进其数字权力空间。数字主权的超法制化对无限又畅通的数字公共领域施予超常的规则,并逐步被数字资本运作的规则所替代。数字帝国是借助数字自由主义的数字政治模式支撑其数字全球秩序的一种数字权力机制。数字帝国并没有构建数字权力中心,而是构建了数字劳动和数字市场的全球架构,企图将一切数字权力关系都归入数字全球构序。数字帝国权力的实质是数字生命政治操控,数众具有翻转数字生命权力的潜能,把数字生命政治重塑成数字解放路径,从而在反抗数字帝国中寻求数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出路。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     

非政治介入的政治哲学式微——兼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

一切时代都是政治时代,一切哲学都蕴含政治。我们的时代是文化繁荣与危险并进的时代,也是哲学形式政治化与内核虚无化的反错时代。对权力的依附,智者沦于上贵的使者,道德论的虚设,映现出政治伦理学的乏力。避开资本与权力批判的政治哲学亦是死亡哲学,有效"介入"现实政治进程才是政治哲学的生命。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的政治介入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政治型构与批判范式。     

论当代技术哲学的政治转向

政治转向是当代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一方面,它是对现实中技术治理不断推进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它是技术哲学理论演进的必然结果。当代技术哲学的政治转向包含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层内涵,具有拒绝技术中立化、强调技术与政治互构、支持技术民主的基本特征,以技术权力、技术政治和技术民主为核心问题,包含批判主义、建构主义和解释学三条主要研究进路。既有的政治转向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国情,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审度的政治转向来推动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向前发展。     

评后现代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福柯的“反抗权力统治论”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就是文化和社会政治批判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微观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和批判,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福柯的反抗权力统治论和利奥塔的“差异”统治论,其特点是力图解构和反抗现代政治表现出来的权力中心化趋势,而将边缘、局部、分散的权力作用视为是后现代政治应关注的主要内容。     

从理论旨趣到政治实践:关于福柯与马克思的一个比较

在福柯眼里,马克思与尼采、弗洛伊德一样是独具一格的话语体系的创造者,但同时,马克思的理论作为19世纪知识型的代表,难逃“人之死亡”的命运。福柯用“话语／权力”学说构筑新的人文科学话语,对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特质的近现代哲学进行清算,并有意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距离。作为一个用生活实践理论的哲学家,福柯充满战斗性和反抗精神的个人生活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在旨趣上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