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嬗变

我国农村社区大致经历了由文化共同体到生产共同体到逐步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型的嬗变。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社会的重塑过程,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数字空间中的社区共同体营造路径--基于城市社区业主微信群的考察

社区共同体困境在根本上源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社区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依次为:以关爱和情感归属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以参与和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以合作和秩序建构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其中,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属于内生型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属于延展型共同体。邻里互助型数字空间从守望相助、共同生活和邻里狂欢三个方面塑造社区情感共同体,居民议事型数字空间从理性讨论和动员参与两个维度塑造社区利益共同体。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因素是值得挖掘的治理资源,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了可能的平台,也有助于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     

空间变革中“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式微及再造

城市化实践促使"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介于城市社区与乡村社会之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形态已不同于传统乡村共同体。"村改居"社区的"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的变革直接导致"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流失、社会记忆离散及社区关联断裂等实践困境。为此,强化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借助市场力量辅助推动、凝练共享型社区"新传统"等成为再造"村改居"社区共同体的三个应对策略。     

集体行动困境的应对之道--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为例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面向特定空间、特定人群的准公共产品,居民协商是实现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但居民的个体理性会导致实施时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广州是国内较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城市,通过访谈和政策内容分析梳理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历程,结合集体行动理论分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面临的协商规模和价值偏好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居民协商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之策。广州市的经验不仅为其他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供了借鉴,也为今后通过制度设计促成居民集体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形成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理由的历史逻辑

生命是共同体存在和治理的底线理由。每一个人的生命存续和繁荣,既是人类构成共同体的历史动力,也是共同体治理的原初理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中一切生命主体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在索取和创造的平衡中维持人类与自然界共在的条件。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个体又与他人的生命构成了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关系中互为健康发展的条件,但是在过去一切基于私人占有和私人利益的共同体形态中,生命的价值并不能在共同体治理过程中得到完整的呈现。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提供了重构生命共同体及其治理道路的方案。始终面向人与自然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在当代中国之治的实践中向人类展示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命有机统一的发展方向。     

大数据驱动下社区治理模式 变革与路径建构

大数据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推动了社区治理的新诉求,同时也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提供动力支持。在此背景下,从大数据与社区治理关系的内生逻辑的契合性,解释网络时代社区行动范式应由"挂钩式"共同体转向"共生型"共同体的机制动因。并据此提出以"共生网络"模式的整合框架,通过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整体范式的转变,完善大数据社区治理开放系统要素协同机制,建构大数据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治理网络等方式,建构起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网络治理新路径。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北大核心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举措。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之间相互契合、内在联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最管用的制度体系、最广泛的民主参与、最大公约数的包容性、最真实的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要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同向协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践行协商民主,拓宽民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社会治理实践下的民生福祉;构建理性规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新思路

村庄共同体解体的危机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社会资本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关键因素,为我国村庄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村庄共同体大致历经了“自然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三个发展形态,与此同时,农村社会资本也经历了从“宗族化”到“行政化”再到“市场化”的转变。随着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村庄“利益共同体”普遍面临衰落的局面,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公共空间萎缩,传统价值淡化,社区认同消解。同时,乡村社会资本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村民参与网络日趋松散,村民互惠规范日益匮乏,村庄总体社会信任度弱化。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以及维系其稳定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我国必须努力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并积极引导其嵌入,进行社会关系和社区价值的整合,以发挥其构建村庄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作用。     

城市社区事务治理与合作型权力结构重塑

城市社区事务的治理是政党、行政、居民和物权等几方面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其反映核心要素的权力结构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在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居民处于中心地位,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实现居民自治的核心功能,社区业主组织承担着实现物权法治的重要任务。重塑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要补齐社区业主和物业服务组织要素,根据共同体治理的要求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地位,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调整居委会和服务站的关系,通过组织间交叉任职实现党组织、居委会和业主组织的互动合作。     

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创新思路

社区是人类社会区域生活的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社会实体,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并以聚落作为自己的依托或物质载体。作为一种社区类型的农村社区,是在农村生产方式基础上由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一定的管理机构和社区成员的认同感等等要素构成的社会实体,既是农村社会的有机构成单元,又是农村社会的缩影,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功能,是农民参与各种生活的基本场所,并以     

社会资本的功能探析：基于信任的调节效用

社会资本对于推进社区治理的良好高效运行起着重要作用,而作为社会资本组成要素的信任要素则对于社会资本整体而言具有基础性意义。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中,信任要素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发挥调节效用。一方面,对个人而言,通过构建信任网络集体行动困境得以解决,个人的身份资格和人际互动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对组织而言,信任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更带来了整体社区治理效率的提升。     

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

参与不足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其实质是作为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性的塑造与强化,是当前拓展居民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基础,其关键在于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下,意识培育、民主协商、互动协作、技术创新等要素通过有效整合,可以构建较为完善的增能机制。在政府、社区、社团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复合性互动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开发专业技术、完善组织网络及实化自治权利,是促成居民主体性"复位"和彰显从而推进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再造可治理的邻里空间——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分析

住房商品化重构了中国城市的居住空间和社区权力格局,而业主维权行动集中体现了基层城市社会变迁给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解读业主维权行动对地方政府的城市基层治理策略的影响。现有文献将社区治理制度和业主维权行动看作两个独立的研究议题,未能很好解释社区治理规则(变化)与业主维权行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视角引入社区治理研究,尝试为社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研究认为,社区治理规则的变化是政府建立可治理的邻里空间与业主追求权益与自治两者角逐的后果;在国家应对治理挑战的过程中,话语和表征塑造了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和想象,合法化了国家对私有化空间的介入,因此在重塑可治理的邻里空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空间的生产的视角要求研究者思考社区治理规则与业主维权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现有社区治理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