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关联交易监管问题研究

银行业关联交易有着独特的表现领域——与代表社会资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与混业经营趋势下保险业、证券业的关联交易，在这两方面又分别表现为不同的危害（尽管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我国目前银行业关联行为的监管制度及现状已不能完全满足金融体制急剧变革的需要，应从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完善关联交易监管立法等方面加强监管对策的研究。     

论关联交易中的法律问题——浅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进行剖析,并试提出法律规制完善的建议。在解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考察我国上市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的现状,分析出在公司内部制度、现行法律规定和目前实践中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法律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公司法中关联交易法律规制问题

本文从公司法中关联交易相关概念入手,认真剖析了什么是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成因和影响。并且提出了正当、合法关联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从公司法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现状分析,提出了完善公司法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措施。     

银监会公布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监管措施

为了完善商业银行审慎监督管理规则，规范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行为，控制关联交易风险，维护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健运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4年4月7日颁布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并定于同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分为总则、关联方、关联交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其法律规制

关联交易是各国公司法、证券法中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公司的运作、而且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股东权益的保护也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关联交易的界定并对我国法律现状提出立法建议。     

论我国投资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模式的选择

随着我国基金业的发展与壮大,关联交易日益突出。在理论上,基金关联交易存在是否需要监管之争,在实践上监管则存在着不同的模式。经综合论证,适度监管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然而,适度监管的前提是对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模式的正确选择。我国目前基金关联交易监管采用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弊端很多,基金运行的实践已经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国目前面临着重新选择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模式的艰巨任务。理论与实践证明,我国采用美国式的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模式具有可行性。     

加强公司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若干思考

关联交易独特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其后果利弊共存。关联交易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关联关系中局部或全局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关联交易中也隐藏着损害公司、债权人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关联交易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侵害公司以及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十分严重。新公司法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过于简单抽象，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公司法上建立与完善对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已成为迫切需要。     

论国际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监管

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上,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导致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没有一种金融业务像衍生工具那样自出生就招致如此多的麻烦,但仍阻挡不了全球金融业对它的向往。因为衍生交易创造了空前繁荣和膨胀的金融市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经营范畴和交易规则。目前,对一些大型银行来说,衍生交易业务规模大有取代传统存贷业务规模之势,而成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的主导业务。但是,面对着国际     

破产法视野下企业非法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涉及破产企业的非法关联交易问题近年来在破产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日益增多,而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对这种非法关联交易予以认定和处理,存在着法律规定的模糊与矛盾,以及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认识冲突等一系列困难和障碍。本文首先提出问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指出了破产企业非法关联交易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随后对我国当前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企业和关联交易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分析了我国破产法视野下的破产撤销权制度和破产无效制度在处理涉及破产企业关联交易行为时的缺陷和不足,最后对于如何通过破产法的制度完善来加强对于非法关联交易的认定和处理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关联交易中从属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

关联交易中,从属公司债权人的保护问题已引起普遍重视.目前,我国立法对该问题的规定存在不足,不利于规范公司间关联交易行为,保护从属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从<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商业秘密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商业价值、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而未被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它已成为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必须对之予以法律保护.我国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范围从窄到宽,保护力度从弱到强的过程,但仍存在众多的不足,应予以完善.     

服务贸易和反倾销制度接合问题探讨

服务贸易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GATs的制定与实施是服务贸易走向国际化、自由化的一个里程碑。学术界对服务贸易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反倾销制度在货物贸易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GATs并没有引入这一制度,学术界也鲜有学者对此做出解释和评价。服务贸易和反倾销制度的接合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由于行业协会以充分维护本行业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因此行业协会具有天然的反竞争倾向,应当成为我国竞争法所规制的主体。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有多种表现,包括对非协会会员的反竞争行为、对行业协会会员的反竞争行为以及行业协会之间的反竞争行为。我国法律对行业协会反竞争行为的规制严重滞后,必须尽快加强相关立法,包括《行业协会法》与《反垄断法》。     

行业协会价格卡特尔反垄断法规制的比较研究

行业协会的价格卡特尔行为同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但我国相应的法律规制却并未得以完全体现,美国与日本的反垄断法在该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这对于如何完善我国行业协会价格卡特尔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思考与法律完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中心已向服务业倾斜,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体现.服务贸易将成为WTO新一轮谈判以及区域性经济合作谈判的主要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渊源、内涵及对我国的利与弊.只有全面了解国际服务贸易的属性,才能逐步完善我国的服务贸易立法,才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打适中国服务品牌,传播中国文化,发展对外经济,充分迎接TPP的挑战.     

国际贸易法治的危机及克服路径

当前国际贸易法治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之危机。此次危机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及现实根源,但从国际贸易发展历史来看,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从未消失,向来是国际贸易法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当前国际贸易法治危机的根源依然是保护主义的幽灵作祟。今天的保护主义与历史上的保护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无非是添加了时代的特点和因素。法治的危机仍然需要法治的方式予以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本质说到底是国际贸易法治发展的不完善、不充分导致的,只有以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法才能找到克服当前国际贸易危机的正确路径。     

论WTO与银行跨国业务中抵销之法律适用

本文围绕银行跨国业务中抵销之实践,对债之准据法的确定,法院地法对抵销之影响,以及有偿付能力当事人之间的抵销和破产种序中之抵销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执法机制的完善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环保浪潮的高涨,环境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达国家纷纷以环境保护为借口构筑其绿色贸易壁垒,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大影响。为此,各国纷纷进行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立法并建立相应的执法机制。本文从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执法机制的意义及重要性出发,分析了我国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执法机制的现状,从而提出完善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执法机制的几点设想。     

Reconciling Trade and Culture: A Global Law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most essential issues in the trade and culture discourse from a global law perspective. It looks into the intensified disconnect between trade and culture and exposes its flaws and the considerable drawbacks that it brings with it.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drawbacks become especially pronounced in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which has strongly affected both the conditions of trade with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s. In this modified sett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a number of feasible “trade and culture” solutions—i.e., regulatory designs that while enhanc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are also conducive to cultural policy. Yet, the realization of any of these options becomes chimerical as the line between trade and culture matters is drawn in a clear and resolute manner.     

The Consumer as the Empirical Measure of Trade Mark Law

Although consumer responses to signs and symbols lie at the heart of trade mark law, courts blow hot and cold on the relevance of empirical evidence – such as surveys and experiments – to establish how consumers respond to alleged infringing marks. This ambivalence is related to deeper rifts between trade mark doctrine and the science around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This article engages with an approach in ‘Law and Science’ literature: looking at how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conceptualise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and how counterintuitive lawyers’ approaches appear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demonstrates how, especially when proving confusion, decision‐makers in trade mark demand the impossible of empiricists and are simultaneously blind to the weaknesses of other sources of proof. A principled divergence, without seeking to collapse the gaps between legal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but taking certain small steps, could reduce current problems of proof and contribute to better‐informed, more empirically grounded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