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机斗争视角论犯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经过内心冲突阶段，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动机斗争的结果。而动机斗争是犯罪人自我决策的选择结果，依赖于犯罪人对于行为和情境的认知，满足其自身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理性。但同时，由于较多情况下犯罪人往往很少甚至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或者知道结果仍然选择犯罪，受情绪的制约，便呈现非理性的面貌。因此，犯罪人既有理性也兼具非理性因素。     

犯罪动机的现场转化与被害人对策

在犯罪实施过程中,犯罪动机受外界情境等因素影响可能发生现场转化,其包括恶性转化和良性转化。被害人在犯罪现场的积极应对,可以促使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向着良性方向转化,进而弱化甚至放弃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免受或者少受伤害,从而达到控制犯罪、预防被害的目的。     

论犯罪动机——为犯罪动机的构成要件地位而呐喊

犯罪动机是指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 ,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并促使犯罪行为朝着犯罪目的进行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 ;现行刑法理论中的“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实际上就是犯罪动机 ;犯罪动机与一般行为动机的显著区别在于其负价值性、立法意志选择性以及与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的关联性。犯罪动机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 ,间接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存在犯罪动机。犯罪目的是犯罪意志的核心内容 ,不是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确立犯罪动机的选择要件地位。     

影响犯罪决策的心理因素探析

犯罪决策是潜在犯罪人在进行犯罪行为之前就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进行权衡进而做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决策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其内容较多,可分为影响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的心理因素。影响犯罪成本的心理因素主要有认知水平、负性情绪预测、动机和意志等心理过程,态度、信念和心理压力等心理状态,气质和能力等心理特性,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影响犯罪收益的心理因素主要有需要、兴趣和价值观。     

试论犯罪动机

犯罪动机是犯罪主体的恶性需要超出社会允许的范围而又不能自觉进行调整和压制时,在环境条件具备和特定目标的刺激下形成的一种激发并维持其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力。犯罪动机在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施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正确认识和掌握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在侦破案件和审判案件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犯罪动机与预防犯罪有密切关系,因此,减少或消除犯罪主体产生犯罪动机,是预防或减少犯罪的有效手段。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是 ,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以动机斗争视角论犯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从药家鑫案与加拿大碎尸案导入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经过内心冲突阶段,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动机斗争的结果。而动机斗争是犯罪人自我决策的选择结果,依赖于犯罪人对于行为和情境的认知,满足其自身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理性。但同时,由于较多情况下犯罪人往往很少甚至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或者知道结果仍然选择犯罪,受情绪的制约,便呈现非理性的面貌。因此,犯罪人既有理性也兼具非理性因素。     

犯罪未遂中的意志因素辨析

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意志因素可以分为“犯罪本意”和“非犯罪本意的意志”。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由于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则构成犯罪未遂。在犯罪本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当犯罪人的非犯罪本意的意志出现后,也可以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但这仍然构成犯罪未遂,而不是构成犯罪中止。由于“非犯罪本意的意志”也属于意志因素,所以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导致犯罪未遂的原因既有意志以外的原因也有意志以内的原因。对我国刑法23条中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应做狭义的理解,即它应当是指“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     

解读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描述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理论,特别是他关于犯罪人生理、情感和习性特点的描述,以及他的犯罪与种族遗传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区分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与同时代菲利、加罗法洛和李斯特的犯罪学,认为前者属于犯罪人类学和生物学理论,而后者属于犯罪社会学理论。最后,作者深入到在法哲学领域,试图将龙勃罗梭的理论纳入到西方法律思想史。作者认为,龙勃罗梭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社会学与人类学尚未各自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勃罗梭犯罪人论是犯罪人类学和犯罪社会学的早期理论。龙勃罗梭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理论标志着形而上学法哲学向社会学法学的转型。     

犯罪生涯的开始——生涯犯罪人的早年生活

犯罪生涯的开始试图揭示生涯犯罪人最早是如何进入犯罪领域、怎样开始犯罪生涯的。对随机选取的J省监狱在押的七次以上被判刑或劳教的59名罪犯进行深度访谈所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发现:生涯犯罪人几乎都是早发犯;案发之前犯罪人家庭纽带松弛、教养缺失;学业成绩较差,厌学、逃学、辍学常见;常有非法交往和越轨行为;缺乏独立、合法的经济来源;日常活动中有较多接触"黄赌毒"的机会;很少有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犯罪的开始是犯罪生涯持续的起点,第一次犯罪成为后续犯罪的重要原因。"犯罪"是一个连续超越规范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社会规范被逐步突破、内在道德律令被不断消解。     

论贪利型职务犯罪“高原”的形成及削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追求物质享受的公务人员的生活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产生了“社会紧张”,加之我国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导致贪利型职务犯罪的统计特征呈现出多种“高原”现象。削减贪利型职务犯罪“高原”,必须树立正确理念,采取符合我国国情的方略和对策。阻断犯罪发生机制的关键环节。     

论刑侦基础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

刑侦基础工作是指刑侦部门利用日常职能工作,围绕与刑事犯罪有关的人、事、物等情况和线索,为侦查破案和预防犯罪积累、准备、创造条件,奠定基础,提供支持的工作,它涵盖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刑嫌调控、阵地控制等几个方面,具有建设性、备用性、系统性、秘密性等特点。其破案原理是通过搜集和利用犯罪行为实施前和实施后引起的物质变化达到侦查破案的目的,遵循的侦查模式主要有刑嫌调控的从人到案、阵地控制的从物到案和情报信息的从案到案等。     

现象与本质:对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思考——“犯罪原因说”与“犯罪现象存在论”辨析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在犯罪学研究中究竟是认识事物的本质还是认识事物的现象事关犯罪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问题。"犯罪原因说"是自犯罪学建立以来犯罪学家们透过犯罪现象认识犯罪本质,进而制定犯罪对策的犯罪学说。被称为科学犯罪学或者新犯罪学的"犯罪现象存在论"通过对犯罪现象的研究发现"犯罪现象的本质、产生、存在形态、发展和变化规律等"。问题的关键是,对犯罪现象的研究并没有超出"犯罪原因说"的范畴,最终又回到了犯罪学研究的原点。     

论法人犯罪

刑法对法人犯罪的规定前提有两个:一是现有的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的规定不足以遏制法人的违法行为,二是对刑法遏制法人犯罪有效性的确信。法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法人自身的犯罪行为,体现了社会的非难。法人中的自然人不是法人犯罪的主体,他们基于伦理上的谴责对法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犯罪学研究对象的基础性回归:以犯罪现象研究为重心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犯罪学的基础性问题。这类问题的争论并未在学界达成共识,也影响到犯罪学理论和学科的发展。对犯罪学研究对象的争论起源于对犯罪概念的定义、内涵和外延的争论。犯罪学与刑法学学科界限的争论突出了犯罪现象研究的重要性。在犯罪原因研究与犯罪现象研究孰为核心的争论中,犯罪学家们发现缺乏犯罪现象研究的犯罪原因研究逐渐失去了基础,理论发展陷于停滞。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的争论中,都显现出犯罪现象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所以犯罪学研究对象应当回归以犯罪现象研究为重心。     

我国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研究

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上很多方面都不同于自然人犯罪 ,但我国刑诉法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却没有具体规定 ,很多方面是比照自然人犯罪的诉讼程序加以实施 ,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文章针对单位犯罪案件被告人的确定、单位被告的诉讼代表人、强制措施、起诉程序、审判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 ,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单位犯罪诉讼程序。     

犯罪人格视野下的犯罪预防

犯罪人格之于犯罪预防的价值在于,犯罪人格研究促进了动态、整体犯罪人观的形成,使建立于犯罪人格之上的刑事政策更加科学、合理。犯罪人格视野下的预防犯罪路径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控制犯罪心理的生成;以犯罪人格为视角对犯罪人进行分类治理,改善犯罪人格。     

中国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新兴的刑事司法制度,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项制度重点考虑对被害人的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以及社会在防止犯罪中的作用,因而能够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并能够在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再犯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这项制度也有缺陷,我国应当积极地同时在一定限制中发展这项制度。     

犯罪现场再现与痕迹物证的位置

痕迹物证是再现现场中需要挖掘信息的主要方面,只有充分挖掘痕迹物证才能越加接近事　　实。痕迹物证遗留的位置是利用痕迹物证进行现场再现的重中之重,因为痕迹物证遗留的位置能够反　　映出作案人的作案过程、行为特点、人身特点、职业特点。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深受儒家仁义道德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就是其中之一,古称"恤幼"。"恤幼"思想认为统治者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制度,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些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不仅为当时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预防工作指引了正确方向,为维护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科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