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理论评析

本文从法学史角度，对先秦法家提出的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思想前提，实现法治的方法和途径，法家法治理论的历史进步性，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西方法治学说的异同点，以及法家法治理论对中国古代法学所发生的负面影响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评述。阐述了法家法治理论和西方法治学说各自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途径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法治中国"既是中国梦的目标,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保障。积极培育和践行法治价值观,坚持中国法治道路、弘扬中国法治精神、凝聚中国法治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法治拓展述要

法治中国的建设正处在不断拓展之中,在法治拓展的过程中,社会生活诸领域已经初步实现了法治化,但法治中国仍在路上.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与法治自身不相适应的观念、习惯和做法,仍需不断拓展法治的深度与广度.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的成就,从中国法治的现实呼唤法治拓展、从"党领导法治"拓展到"党实践法治"、从"实质法治"拓展到通过"形式法治"实现"实质法治"、从法治的工具价值拓展到法治的目的价值、从"法治模仿"拓展到"法治自信"等视角.     

法治中国的人文理路:二重继受与超越

"法治中国"作为新的政治话语,折射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转向,彰显了中国法治建设的人文价值。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迫切需要弥合技术和人本,和合法治与道德。法治中国的建设的路径不应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一方面沿着自身文化理路重启中国传统的道德系统,将仁义道德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实现新的结合;一方面也要承接西方,沿着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从外在建构民主法治的理性基础。实现二重继受和超越。     

社保、信用与法治——“差序格局”与法治中国的可能性

"差序格局"有碍于人格平等的实现和公民精神的化育,是法治中国的主要障碍。现代社保制度有助于人格平等的实现,通过替代差序格局实际上承担的经济互助功能,它亦有助于公民精神的化育,进而助益于法治中国的实现。现代信用体系可以限制差序格局对法律实现"功能替代"的运行机制,进而有助于社会成员对法律之"系统信任"的形成。"社会基础秩序"的建设,可以极大优化社会行动的平台。法治中国的建设,应遵循"从法治社会到法治国家"的道路。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法治

本文从两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法治",这两个角度与近年来该领域的大量研究有所不同。首先是通过比较中国王朝时代的法治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因为不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的现在,而西方学者很少这样做。其次是梳理了一些当代中国学者针对本国读者用中文撰写的关于中国法治的论文。通过这两个视角我们看到,当中国在纪念法制改革30周年的伟大成就时,目前所流行的"厚"(thick)法治与"薄"(thin)法治之分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可能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中国不但渴望,并且已经实现了"薄"法治;(2)(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国是否应当实现"厚"法治,以及如何实现,在中国内部还存在严重分歧;(3)中国法治目前还有一些事项具有不确定性,核心的一点是王朝时代"人治"与"以法治国"经验中的某些方面在当今中国仍能产生很深的共鸣。     

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兴起使国际法装备了"牙齿",降低了其"弱法"性质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国际法治提供了最具强制力的保障。其审判实践使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实定化",突出和强化了国际法的"制裁"功能,增强了国际法整体特别是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的效力和实效。假如能够突破和超越诸如"合法性受质疑"、"缺乏普遍性"和"选择性司法"等局限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实现国际法治。     

“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法治文化研究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我国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道路。而培育社会形成法治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内在要求。本文通概括新视域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点,进而从总体上探索法治文化的构建途径这对于加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国法律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理论创造,是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和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并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实现扩展与升级的理论贡献。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生命共同体"为核心,创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价值论;以"整体观"为要旨,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法论;以"协同推进"为目标,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法学理论。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实现路径包括完善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     

“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

尽管"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受到域外理论的影响,但其实践脉络和理论内涵依然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是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而"法治中国"命题的出现,从语境、实践和理论三个层面,为"社会共治"话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共治是法治中国实现的重要途径,社会共治本身也蕴含法治的维度,其以法治为平台、限度和最终归宿。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

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与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大国崛起等进程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化解制度创新、秩序转型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因素之间的目标冲突,中国法治实际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渐进发展道路。为此,可以把中国法治发展划分为经济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以及政治主导的法治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的中期发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中国预计在2020年有望进入"政治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法治发展的不同前景。     

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原因、意义及完善趋向

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解释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何以较为成功的重要范式。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源于"央地"经济分权、国家法治的引领和流动经济的压力。地方法治竞争兴起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有利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地方竞争的正向化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法治竞争也已成为中国法治发展模式中较具特色的部分。当代中国地方法治竞争的兴起虽然意义深远,但也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是增强地方法治建设中法治价值的独立性;二是扩大地方法治建设的民主参与性;三是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流动以增强地方法治竞争的压力与活力;四是积极促进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竞争的形成以实现地方法治竞争的规模升级。     

论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作用

自从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确立以来,理论界对如何在中国实现法治进行了大量探索,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如"法治自然演化论"和"法治推行论"等。本文认为,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推进法治进程仍应坚持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在大力引导和推行的同时,仍要夯实法治发展的经济基础。鉴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我国法治进程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基于塔马纳哈"薄的法治"概念所作的分析

法治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治理,人类社会的法治必有一个"重叠共识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作为法律之德的法治".这是一个"薄的法治"概念,利用它,我们可以明确法治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难题;有了它,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与各种社会理想、不同文化传统、多元价值目标兼容的复杂关系和各种可能的方案.上述二者都是当代世界,包括中国法治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本文采取一种以全球化视野对法治概念进行思考的方式,目的在于澄清法治问题之所在,其终极关怀在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努力打造江苏法制宣传教育“升级版”

正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法制宣传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以实现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覆盖为目标,奋力打造江苏法制宣传教育的"升级版",确保在更高层面上为法治中国建设和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作出新的贡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职责。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职能的证成与建构

目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治国方略。同时,伴随着2004年3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发布,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有了具体的"时间表"。法治政府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行政机关要切实做到依法行     

再说“《宪法修正案》修正了什么”——“法治”、“人权”入宪之断想

1999、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法治"与"人权"载入宪法。这不仅是对"法治"与"人权"的确认,而且标明了建构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价值准则与基本方向。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宪制与法律制度的逻辑问题。依据这样的逻辑,《宪法修正案》的根本涵义,就是要求对宪制与法律制度进行"修正",以实现和巩固"法治"与"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