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政治与刑事政策——兼论"宽严相济"

以抑制和惩治严重分裂性社会行为为中心任务的政治,或曰举凡直接涉及刑事权力的来源、配置、行使、效果、制衡等的政治,即刑事政治。现代刑事政治是宪政化的。刑事政策采取的是静态视角,而刑事政治则采动态视角,它不仅指涉刑事政策中的正面力量,也指涉刑事政策外的负面力量。当下,"宽严相济"由一般统治方略向基本刑事政策转变,它是现代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实践贯彻,它反对"利诱、威胁、打击"而崇尚"诚信、合作、共赢"。     

犯罪发展与刑法演变

本文提出了“犯罪发展”的概念。社会发展决定犯罪发展,犯罪发展对刑法演变具有深层制约作用。可以从犯罪侵害对象、犯罪形式、刑事责任等多角度研究犯罪发展。刑事法制演变体现了刑事政策价值地位的变化。在我国,还存在着法网不严密,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适用的观念理解存在误差。     

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由刑事判决到刑事执行的思考

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即为刑事判决。刑事判决是刑法适用的结果,也是刑事执行的依据,但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与实际执行的具体需求之间理论上存在"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矛盾。作为刑事判决结果的"刑罚份量"由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内在决定,而受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精神的制约,允许在刑事执行过程中依据改造的实际效果,减少由原判决确定的刑罚量,以至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减刑假释制度能够分别通过减少原判刑罚或者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形式缓解"刑罚过剩"。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的衔接与配合

长期以来,在刑事侦查工作中,普遍存在将"侦查员"与"技术员"的工作截然分开的现象。侦查员只负责外围调查访问、采取侦查措施、审查讯问等方面工作,很少去现场或根本不去现场;而技术人员的工作也只停留在现场勘查这一阶段,不能继续深入到下一步侦查工作中去。侦查和技术不能有机结合,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的认识规律,是值得商榷的。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探究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如何有效衔接,对提高破案率、培育新的破案增长点是大有裨益的。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层面

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基于相对公正理性而选择的犯罪防控对策系统。刑事政 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在价值取向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对策系统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整合与被整合的关系;在具体措 施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校正与被校正的关系。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刑法·刑事政策·和谐社会

刑法、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法、刑事政策不仅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分别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刑法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通过惩罚犯罪维护规范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于规范司法、限制国家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刑事政策不但要指导和协调刑法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效。     

论公司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本文从美国Sarbane-Oxley法案中寻求公司犯罪刑事责任的启示,结合我国公司犯罪的现有刑事立法,探寻如何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认为:(1)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2)刑罚原则上坚持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完善相关刑罚制度;(3)加重责任人员刑罚,注重财产刑的运用。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

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 ,我国正在逐渐摆脱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 ,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在这一过程中 ,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十分必要 ,其中包括价值上的转换 ,制度上的改革 ,规范上的更新。我们在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关系时 ,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积极与稳妥、引入与融通的关系。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刑事侦查规律和刑事侦查指导原则——刑事侦查辩证法研究之一

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刑事侦查规律的概念以及认识侦查规律的途径和方法;二、把握和遵循侦查规律的途径以及侦查规律和指导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文章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认为我们已经全面地、深刻地、准确地揭示出了刑事侦查的规律.由此而来,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所确立的指导原则是否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     

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以梁丽案为例

在梁丽“捡金案”中,根据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视频显示,并结合我国刑法理论,梁丽构成盗窃罪无疑,但是在实践层面,梁丽案却走向了不同的结果。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发生了严重偏离。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的差异性主要原因在于案件评判各方的逻辑起点与立场选择不同以及“媒体审判”倾向的存在。应当以证据事实为中心,将由证据构建出来的案件事实作为我们分析和评价的基点。同时,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应当进行调整。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片论

厘清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法治理念的构建、政治权力的正确划分和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认为刑法与刑事政策在哲学基础、政治因素、内在属性等三个大的方面存在着七个方面的不同,并认为在法治国家刑法是自由的基石和保障,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范围内发挥补充作用。     

连累犯与本犯关系研究

连累犯是由本犯派生的犯罪,连累犯对本犯具有一定的依附性,但独立性是其本质属性。连累犯是否应以本犯成立犯罪为前提,需要针对连累犯类型的不同区别对待,总体上应建构以事实上本犯成立为根据、以法律上本犯成立为补充的判断标准。     

犯罪心理痕迹与犯罪心理现场关系论

心理痕迹是对物质痕迹的反映,犯罪心理痕迹是当事人等历经罪案的记忆,以及物证所反映的犯罪行为的"心理留痕"。犯罪心理现场是罪案引起的心理活动状态,近似广义的心理痕迹。心理痕迹的特点是心理载体的物质客观性、心理痕迹的意识潜在性、心理信息传递的间接性、心理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心理面貌的独特性,心理现场的特点是精神世界的相对独立性、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案件信息的主观扩张性、案件意义的法律抽象性。在心理的潜隐与动静之间,体现着痕迹反应性和现场能动性、静态痕迹和动态现场、痕迹点和现场面、信息存留和信息扩展的辩证关系。犯罪心理现场重构是再现案件事实的方法,犯罪心理画像是表现作案人个性等的分析结果。犯罪心理痕迹和犯罪心理现场相互依存。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理念的转换

刑法治理理念与压制理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野。《刑法修正案（八）》在诸多方面体现了刑法治理理念,而且其颁行标志着在我国刑事法治发展中应当确立刑法治理理念。对刑法治理理念应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下,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刑事和解、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及社会矫正制度等方面予以具体展开。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 ,我国最好采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立法模式 ;但是考虑到司法实务和立法技术等具体问题 ,分别制定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次佳”选择。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思路。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该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两大部分。根据刑事证据立法的趋势 ,犯罪侦查观念应做如下转变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     

基督教与刑法--对近现代刑法宗教渊源的解读

西方的法律文明有其深刻的宗教根源。其中 ,近现代刑法制度中许多被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核心理论和基本理念 ,都属于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基督教文化的内容或受其影响的结果。了解近现代刑法的宗教渊源 ,是理解刑事法治深刻语意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