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一超的优势,试图建立单极霸权体系,而世界其他大国都主张建立多极化的世界,所以,在总体缓和的国际形势下,也出现了局部的剧烈动荡,“9·11”后,多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     

越南与大国关系的若干动向

全面革新开放以来 ,越南“从广交友少树敌”到“愿意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做朋友” ,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其外交实践越来越灵活、务实 ,体现出全方位、多样化的特征。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 ,越南重视与传统伙伴国的关系 ,与邻居国家的关系 ,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但从其近年的外交实践看 ,与大国的关系却一直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可以说 ,越南外交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与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世纪之交 ,在国际、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动的背景下 ,越南与大国关系非常活跃 ,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 ,在此过…     

"9·11"后大国关系变化的动因、特点与前景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显示出差等式的力量结构与复合式多边均衡结构并存的局面,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国力量消长集中在亚洲的次区域层面,中亚地区已成为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最为关键的核心战略地带.半年来,大国关系中单边主义外交甚嚣尘上,但也存在着找到一条大国间平等互利、协调共进的发展合作途径的可能.     

欧盟东扩与大国博弈

就近期研究欧盟和大国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而言,大体上涉及地缘政治的视野、区域主义之间和泛欧洲模式的角度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戴维·卡莱欧教授对未来“三极泛欧洲”体系的阐述与设计,具有更为合理的性质。 欧盟东扩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还只在微妙的开始;它给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变数则已相当明显;大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而言,无疑是机会多于挑战。     

中印关系-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与印度都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是新兴的大国.两国关系既有一般意义上大国关系的特点,又具有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两国都希望利用现有的国际环境保证本国发展;两国都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两国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危害别国的利益.因此,中印关系不会对国际稳定和安全造成威胁.印度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处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三个层面,具有特殊意义.     

大国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大国关系也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实践中,各大国不断因时因势就其对外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新塑造.美日欧等传统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力量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大国关系在变化中基本保持稳定,在竞争与合作中富有弹性,但同时大国间关系的复杂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相互竞争也更加激烈,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中国面临着这一历史性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如何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新课题.     

"颜色革命":大国间的博弈与独联体的前景

"颜色革命"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它不仅激起了一连串独联体国家的内部政治变动,也是对原苏联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进程所进行的一次带有阶段性意义的检验和反思.进而言之,"颜色革命"反映着新世纪以来欧亚大陆内部各大国力量对比与竞争的态势.本文以此为背景,深入探讨大国关系在各个层次上的博弈和互动,同时提出了独联体发展前景的几种可能.     

特朗普时代的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对抗关系?CSSCI

分析中美关系的现状与走势,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大长期目标——利用中国市场带动美国内经济发展(商业层面)、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宗教层面)以及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层面)——作为一个视角。对经济上坚信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宗教上极其保守的彭斯以及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的班农而言,这三大目标已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偏激极端,导致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但40年来中美两国在经贸和人文方面已建立了广泛和深入的联系,并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这两个关键性因素,决定了中美在高科技等领域选择性对抗的同时,也会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必要合作。这或可称为“新型大国对抗关系”。     

大国关系及美国大选对全球局势的影响:俄罗斯智库与媒体看法

俄罗斯智库与媒体肯定当前世界秩序处于重大变革时期,特朗普外交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同时俄罗斯自身还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需要以“新思维”来看待和解决。不过,俄罗斯官方不完全认可“新冷战”说法。俄罗斯智库与媒体看到,至少在中短期内,中美矛盾将是世界主要矛盾,俄罗斯可以利用中美竞争谋求发展。如果面临两极格局必须做出选择,对俄罗斯而言更优选择是与中国结盟。从美国民主党对俄罗斯的传统政策以及拜登对普京及俄罗斯的态度看,美国大选结果对俄罗斯不是很有利,但无论特朗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都不会有原则性改变。对于世界格局,俄罗斯智库判断有多种发展趋向,俄力主多极世界,并将努力推动这一局面的形成。     

论伊战后大国关系调整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每发生一次大的震动和冲击的时候,人们总要经历一个从热情关注到冷静认识和分析 日后将引发的国际政治生活变化的过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一定会引起诸多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变化。本文将就伊战 后可能出现的一些大国关系调整,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总结,这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印度的外交战略及其在大国关系中的博弈

本文从国际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入手,分析了印度的地缘战略形势和印度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阐述了印度的外交战略、外交理念上的"不结盟"与外交实践上的务实性和全方位性;并分析了印度在美、俄、中等大国中的关系以及印度的外交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乌克兰选举与大国地缘政治

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触发政治危机,有其深刻的国内背景。历史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西部和东部的尖锐对立,而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分别代表西、东部的利益。而最近几年的发展导致乌克兰人民中普遍存在对现实和当政者不满的情绪。俄美欧等大国在乌克兰政治危机的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大国地缘政治战略在乌克兰的博弈。未来乌克兰局势存在种种变数,也留下了种种思考,最终结局取决于乌克兰人民的选择和大国力量的对比,取决于俄美两国战略家们的理智和判断力。     

大国安全关系在冷战后的新发展

冷战结束后 ,大国安全关系基本上是在矛盾与合作共存、摩擦与协调并行的框架内运作。在经济领域 ,经济安全已成为大国安全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 ,大国关注安全关系的地区整合 ;在军事安全领域 ,大国在重视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 ,加快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的同时 ,以武力干涉地区冲突的军事霸权却日趋猖獗 ,导致大国安全关系的紧张。但总体而言 ,协调与合作仍然是大国安全关系的主流 ,这是冷战后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研究

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中关关系更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就世界影响，两国关系在新世纪里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梳理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关外交思想，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和解、合作与调整——评斯特莱斯曼的大国外交

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玛共和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冷静地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推行了一条理智而务实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在于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手段在于实现与法国的和解,加强与巩固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调整与美英两国的手段.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大国关系

本文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对布什政府最近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特点及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报告》反映了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后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阐述了美国单超独霸的计划和理论,勾划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突显了反恐和本土安全问题,强调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布什政府强调大国合作的主要动因是反恐的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全面优势的长远目标,巩固欧亚盟国和调整同俄、印、中关系则是其重点.在此背景下,《报告》对中美关系的评估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布什政府需要在反恐等问题上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但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它对中国的担心和防范.《报告》所提出的各种战略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政策,因此必须全面客观地分析《报告》,方能纵览全局和把握方向.     

“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0月17~18日,"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盛顿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等研究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凯特林基金会、奥尔布莱特石桥集团和辛辛那提大学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