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年性教育与咨询的思考——从瑞典的经验谈起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值经济体制变换交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新旧价值观念碰撞。中国的青年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和文化的环境中成长。一方面,多渠道的大众传播媒介,频繁广泛地提供大量信息使他们的观念与父辈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开始摒弃父辈“谈性色变”的观念;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性禁锢”、性愚昧、性无知的影响,因而在成长中产生种种困惑,甚至出现偏离行为。如何对青年进行性教育与咨询,如何     

青年婚前同居对其初婚风险的影响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2014年的追踪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着重探讨青年婚前同居是否发生以及发生时间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前同居的发生提高了青年初婚风险;从个体时间上看,青年进入婚前同居的年龄越小,初婚风险越高;从社会时间上看,适婚阶段进入婚前同居的青年拥有更高的初婚风险,男大女小比女大男小年龄匹配的初婚风险更高;从历史时间上看,婚前同居对"90后"初婚风险的正向作用要强于"80后"。将同居分为过渡式、工具式和目的式三类,认为我国当下青年婚前同居为过渡式同居,以此来解释为何婚前同居提高了我国青年的初婚风险。     

青年爱国主义思想与志愿服务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状况以及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提炼出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因子作为爱国主义思想的测量指标。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水平较高;年龄越小的青年志愿服务参与率越高;爱国主义思想、志愿服务参与率仍有提升空间;爱国主义思想与户口、婚姻、年龄、民族等指标不相关,但受志愿服务参与、教育程度、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对社会保障评估等因素影响;与其他青年群体不同,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的志愿服务参与和爱国主义思想不存在统计相关性。建议把志愿服务作为提高青年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一个抓手,但相关措施需要考虑青年群体内部代际等差异;提升爱国主义思想还要着眼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并在校园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权利主张抑或利益考量:民众对社会正义客体的认知 ——一项以权利观念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正义的最基本要求,因此,作为民众社会正义客体认知的权利观念就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中国而言,权利这一概念属于"舶来品".在传统社会,民众更多的是通过"气"委屈"面子"冤枉"等本土话语体系来表达利益诉求,而且相应的利益维护行为也是基于利益得失的考量而做出的.随着社会的转型,民众的权利观念也应当逐渐从基于利益得失的考量向稳定的权利观念转变.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民众权利观念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具有稳定的权利观念;从职业上看,与农民相比,民营部门的工作人员越有可能具有稳定的权利观念.对权利主张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增强社会总体的权利观念和意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班级同辈群体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社会遵从与社会比较效应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的数据,探讨班级同辈群体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遵从效应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教育期望随班级平均教育期望的升高而提高;在社会比较效应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教育期望随班级平均学业成绩的升高而降低;同辈群体能力构成的异质性水平对青少年教育期望具有正向影响;青少年自身的学业成绩会调节相关影响因素的强度;学生成绩越好,受遵从效应的正影响越大;成绩越差,受比较效应的负影响越大,受异质性水平的正影响越大。     

为什么存在公务员热?——基于中国部门人力资本定价机制的比较研究

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价格受人力资本自身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同时,各部门组织的人力资本价格呈现出不同的规律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教育收益率较高,性别差异等不明显,但地域和户籍等影响显著。企业组织的教育收益率相对较低,地域和户籍等影响不明显,但性别差异较为突出。     

“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研究

"90后"流动青年以其特有的代际特征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总结"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研究各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拥有较高的城市生活保障能力、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能够显著地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90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为目的,提出全面提高青年人口教育程度,鼓励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改革等启发性政策建议。     

双元孝道观念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06东亚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的传统孝道观念具有双元意涵,即可分为权威性孝道与互惠性孝道。随着社会的转型,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张力下,这一双元结构进一步分化。同时,不同维度的孝道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家庭养老有着不同的影响。基于此理论架构,本文利用2006年东亚社会调查(EASS)数据,对双元孝道观念的现实状态及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孝道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分布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对于代际支持的三个维度,权威性孝道观念主要影响经济支持,互惠性孝道观念主要影响情感支持,而在生活照料方面,两种孝道观念均没有显著影响。     

“90后”青年社会认知特征和社会评价分析

由于独特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经历,"90后"青年受多元化思潮和新媒体的影响更为明显,其社会认知与前几代人相比呈现较大差异。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的数据,详细分析了"90后"青年在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成就获得、互联网可信度等方面的认知,比较了"90后"青年与前几代人的社会认知对其社会评价的影响。结果显示,90前后群体的社会评价受社会公平感、社会矛盾认知的影响大致相同;而他们对成就获得、社会问题、互联网可信度等方面的认知对两者社会评价产生的作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家庭背景与青年群体住房资助获得

基于"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家庭背景对青年群体住房资助获得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差异与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城镇户籍及本市户籍的青年群体在住房资助获得上更具有优势;购房时不同年龄群体在获得父代资助上差异明显;相比于中老年群体,青年群体获得更多父代资助;在青年群体中,家庭背景对住房资助获得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发现揭示了家庭背景对财富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变化趋势,对进一步探讨青年群体的住房分层与财富分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等教育对青年初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

论文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高等教育对中国青年初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结果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年龄更晚。高等教育对青年结婚可能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其对青年初婚年龄的影响性别间并无显著不同。接受过高等教育不利于30岁以上青年女性进入婚姻,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混合婚配模式下的大龄女性婚姻挤压"假说,认为高等教育对中国青年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不仅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婚姻市场和社会性别观念发挥间接作用。     

精神残障青年形象的媒体再现——基于相关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

从相关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媒体中精神残障青年的形象及其受"污名化"的基本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大众传播媒体中的精神残障青年形象大致划分为越轨者的形象、边缘化的形象、不名誉的形象以及工具化的形象四种类别;媒体中精神残障青年的形象大多偏向于负面,精神残障青年不同程度上受"污名化"。建议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对精神残障青年的"污名化",帮助他们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融入社会并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     

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路径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中国法治事业得到全面而有效地推进。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其法治观念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的重要性、当代大学生法治观念现状及原因分析入手,探索法治观念养成路径如下:国家和高校应为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育创设良好的环境;大学生要自觉增进自身法治意识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     

基于社会稳定背景下的青年就业问题研究

充分就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青年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其就业程度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影响青年就业的原因很多,既有社会经济环境、城乡差距等客观原因,也有青年自身技能欠缺、就业观念陈旧等主观原因。为此,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以及青年个体等多方共同努力,采取多种行之有效措施,以解决好青年就业问题。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拼爹”还是“自立”——家庭代际支持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普遍忽视家庭的代际支持作用,代际流动研究则极少关注空间维度。利用2010年、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全国兴趣点、道路网等地理数据,探究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年所在社区的建成环境品质受到父代社会地位与子代社会地位的双重影响,但后致性的自身条件对承租人的作用更强;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对房屋产权人的作用更为突出。随着城市房屋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提高,家庭代际支持对两类人群居住环境的影响不断扩大,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却无显著变化。     

结构地位、社会融合与外地户籍青年留京意愿

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主城区人口调控的背景下,研究在京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结构地位和社会融合两个视角,系统考察了影响在京流动青年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并利用2015年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结构地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务地位、住房状况会显著影响流动青年是否有明确的留京意愿;除以上因素外,单位类型也影响有明确留京意愿者的预期留京时长。在社会融合因素中,社会排斥感知对有无明确留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有明确留京意愿者的预期留京时长则受到同住家庭成员数、子女随迁状况、京籍朋友数和社会排斥感知的显著影响。     

组织环境、劳动控制与青年劳工的精神健康

在精神健康研究中,"不平等-压力-支持"的主流分析视角没有充分重视工作环境与劳动过程的影响。在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劳工工厂体制研究的基础上,使用"长三角劳工调查"的数据研究企业组织环境与劳动控制对青年劳工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密集、福利保障全面、发展态势良好的企业组织环境可以提高青年劳工的精神健康水平;而劳动控制严苛、劳动保护不足则容易导致青年劳工出现精神失调问题。从规范企业劳动用工行为、提高劳工的组织化程度等方面讨论了改变劳资力量失衡格局、促进青年劳工精神健康的相关对策建议。     

青年社会化新论

在认识青年方面,我们正面临着一种转变:由对青年的解释变为对青年的理解。所谓解释和理解,是两种有确定差异的方法。在这里,它们被用以表示看待青年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两种立场。解释倾向于把青年看作是他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青年的成长主要也就是他如何适应既定社会化模式的过程;理解则是充分地关切青年的特殊规定性,把成长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相互影响过程。一个着眼点是环境,强调青年对环境的依赖性,期望通过灌输和外部强化方式来解决青年的教育和发展;一个则是着眼于青年自身,即如何有效地开掘和发挥青年自身的潜力,使教育工作更具有活力和革命性。     

现代教育环境下农村青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青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其在现代教育环境下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本文旨在分析农村青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现代教育环境下农村青年受到不同程度的多元因素的影响,造成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