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因素

意识形态作为使特定政治秩序合理化的理论体系或认知体系 ,是政权合法性最为基础的来源。相对于制度规范、政绩等因素而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合法性更多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历史负面合法性以及党在夺权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政治全能型社会控制模式、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权威的高度认同以及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现实条件。     

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秩序力重组与疏浚

要使政治秩序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必须对政治稳定的治理模式进行不断地调适,而秩序力是驱动政治秩序发展和运转的最直接力量,因此,对秩序力进行适时的优化重组,对其运行的阻力给予及时的疏浚排解,是推动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一条重要路径。根据社会秩序原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对秩序力的优化路径要秉持和采用三种理念及策略。(1)政治暴力上,追求霸道与王道悖论性矛盾的现代性和解与功能互补,即适度消减"霸道",适时增加"王道",实现二者的包容性、现代性和解与融合。(2)政治权力上,保持党和政府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持续性、阶段性强势交叉互动并动态调适,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适度推行"大政府—大社会"的阶段性双强治理模式;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保持"强政党—强社会"的持续性双强治理模式。(3)政治权威上,推进从法理型权威到生态型权威的更高阶升级,重点厘清几点认识:多中心治理不是去中心;权威的形塑不仅限于党内也不仅依靠历史合法性资源;维护权威不仅限于单向度交往;包容性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对民众的仁爱。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全球治理中非政府组织“战略三角”问责模式研究

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在不同领域内的不同层面上共同行动的网络及过程,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治理中一个主要的行为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是指对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与后果追究责任的活动、过程以及各种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安排。非政府组织的"战略三角"问责模式包括价值、支持与合法性、运营能力三个维度,将问责与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实现紧密相连,解决了问责体系中如何去满足最重要关系人需求的关键问题,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更好地履行职责并应对挑战。     

略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模式的转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模式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合法性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现合法性模式向民主法治主导型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论公共领域理论对共和主义民主思想的修补作用

共和主义民主模式强调公民对政治平等普遍参与的重要性,这似乎使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厚实了起来,但却由于在民主的落实和对公权的限制方面难以独立地建制化而存在着走向乌托邦和导致极权主义暴政的可能性。那么,积极的普遍的政治参与又该在哪里落实呢?公共领域理论所彰显的话语交往民主模式则为之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     

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与合法性建构

对于合法性理论的研究,我国的研究者一直难以摆脱"韦伯式"的类型学和选举式授权的窠臼。这些研究导致了一种想当然的立场:法理型合法性是"韦伯式"类型学的唯一评判标准,同时西方程序正义和大众选举授权模式成为法理型权威的唯一有效形式。而在韦伯那里,程序正义侧重于法律意义上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选举程序,选举也是精英选举而非大众选举,因此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大众选举授权在韦伯的思想中是对立的、无法结合的两种方式,但经由自由主义的改造后,却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研究忽视了韦伯对权威主体与合法性关系的研究,对执政党权威的判断拘泥于既有价值标准,忽视了权威整合价值规范和秩序重建的根本性作用,导致了对绩效合法性的片面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性锻造和党的十九大新阶段系统的顶层设计,证明了执政党的成长过程也是合法性建构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权威是合法性的来源,而非相反。     

转型期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模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要进行多元重构,从利益的维度看,“包容性增长”式绩效是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从结构的维度看,宪政法治的治理是执政合法性的程序性基础；从价值维度看,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合法性的情感性基础.因此,“包容性增长”式绩效型合法性模式,宪政法治的法理型合法性模式,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型合法性模式是当前建构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最主要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共同促进执政合法性的稳固与成长.     

PPP项目公司中一票否决权的效力及优化路径

PPP模式是指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事业建设的一种开发机制。PPP模式的实际运转需要依托PPP项目公司,政府部门多通过向社会资本提供特许经营许可加部分出资的方式取得PPP项目公司的股权,由社会资本负责对PPP项目的融资及运营管理。PPP项目合同和PPP项目公司章程中可能约定一票否决权事项,以保障政府主体在重大事项上的管控权。本文围绕一般多数决事项、特别多数决事项和股权对外转让事项分别讨论"一票否决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并思考PPP模式下一票否决权制度的优化路径。     

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一种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对梁山天书与"五月花号公约"这两个政治思想史上的标本进行一种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西传统政治思想同中有异。一方面,政治共同体能够为人类带来"合作剩余"并创造一种符合正义的秩序。因此,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创造政府权威,过渡到社会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市民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建构理性主义和经验理性主义文化的差异,梁山好汉和"五月花号"开拓者对创造何种统治秩序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前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宗法身份原则上,鼓吹传统型合法性与魅力型合法性;后者将统治权威建立在社会契约制度上,提倡法理型合法性。     

海外学界有关中国模式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主题聚焦

"中国模式"研究近年来再度成为热点主题。相对于最初单一的经济视角,当前海外学者开始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模式",实现了中国模式研究从传统的"公民社会"、"法团主义"范式到"政府—社会关系"新兴范式的转换;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下,海外中国模式研究主题聚焦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国政府合法性和中国社会治理三个层面;海外中国模式研究的"政府—社会关系"范式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上都有其长处和不足,但依然可以为国内学界研究提供启示。     

论作为运动型治理机制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兼与陈海嵩教授商榷

从制度根源而言,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由内嵌于国家治理基本矛盾中的环境治理危机所决定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用以矫正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失败的手段,是建立在稳定的组织基础之上的。从合法性基础类型分析,它的组织权威并不来源于国家法律,而是来源于最高层卡里斯玛权威——党中央。它自身也成为卡里斯玛权威常规化的组织设施;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来开展环境督察,行使一系列非常规权力来实现特定任务。陈文试图通过"人为"方式将该制度法治化,其实是对其本质的重大误解,而结果很可能迎来另一项名称虽然不同,但在功能上依然属于运动型环境治理机制的制度。     

新宪政论视野中政府合法性维系与巩固的路径选择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从传统阶段、过渡阶段向成熟阶段的历史变迁。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新宪政理论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是近年来兴起的行政法现象,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我拘束制度,其基本目的在于实现裁量与行政正义之间的平衡.然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沿用的是严格规则化路径,在量化或细化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行政逃匿在立法控制之外,从而动摇其合法性基础.为此,在构建行政裁重制度过程中,应当在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指引下,采用一种开放和参与的模式,为其合法性提供制度保障.     

行政国家的兴起及其合法性危机

行政国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国家形态,主要表现为政府凸显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行政官僚成为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者。行政国家是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和威尔逊等人思想接力的成果,其发展的过程始终处在一种权力逻辑与自由逻辑的张力中。行政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一直伴随着其兴起与扩张,典型表现形式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僭政"的指责。为摆脱危机,学者们提出了传送带模式、专家模式、利益代表模式、宪法学派模式和公民参与模式等各富特色的致思路径。     

"网络反腐"中的"话语权"问题分析

"网络反腐"是一种能极大改变普通公民反腐话语权行使的新型反腐模式.由于中央权威认可"网络反腐"话语权的合法性,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官方与民间在反腐中的话语权合作.但"网络反腐"话语权的有效性仍取决于传统媒体话语权的配合与发掘,在实践中也仍无法摆脱合法性质疑与各种消解抵制.树立"善治"理念、出台专门法律、培育话语权主体公共精神、禁止敏感政治议题表达则是提升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这对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合法性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危机.如何加强政治合法性建设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所主导的合法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我们应当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公众认同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建立理性和稳固的政治合法性.     

权威性沟通及其变革——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传播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政治传播制度变迁的梳理,探讨中国政治传播实现政党沟通需求的动态过程。中国政治传播呈现出"权威性沟通"模式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起点,并由于路径依赖使后续的制度变迁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伴随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国政治传播通过制度变革回应了多元社会与现代制度权威建构的新需求。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威性沟通"模式出现三种变体:其一是一元化沟通模式,该模式以意识形态权威为其观念支撑,以归口管理体制、组织通道为制度表征;其二是混合型沟通模式,该模式以民主权威为观念支撑,表现为政治传播系统中新闻发布与民意回应等制度的设置;其三是整合型沟通模式,该模式以现代制度权威为其观念支撑,体现在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与职能整合改革中。以上制度变迁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的"权威性沟通"模式在不断吸收"表达性沟通"模式的优秀经验的同时,亦在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及其困境

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功能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争论的焦点。对选举民主的结构要素及其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分析揭示出,选举民主为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提供了"多数者同意"、"竞争性选举"和"择优性授权"三方面的合理依据,因而选举民主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然而,选举民主在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上存在"同意困境"、"规则困境"和"绩效困境",因而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是有限的。辩证地看待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建构功能有助于理解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合法性建构的策略选择。     

关怀:正义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一种源于家庭的政治合法性路径

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于拥有足以凝聚其所有成员的核心价值,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能否发现并实现这个社会价值。由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关怀"在中国语境中内含的对"感情"的关注和对"关系"的有限性认知使"关怀"始终无法超越家庭的维度,这就意味着,在以关怀为核心的制度选择中将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去提供关怀并支持关怀活动;二是充分利用人们对家庭的重视,促使居民参与到社区的积极建设中。通过由上至下的政府干预和由下至上的社区建设,以点面结合的方式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