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协同引力系统的分析模型及应用

社区作为公权与私权交汇的共同体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形成具有开放、自主和协同等特性的系统结构。社区中不同组织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是社区治理系统出现体制变化的根本原因,外部环境也因此成为社区体制选择的条件。依据社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抽象地概括社区治理中各类组织和组织关系,建立系统模型,可以把影响社区治理的各种因素作为考量系统关系的变量纳入一个整体,这种分析框架不仅是说明性的,也是应用性的,有利于从整体上解读社区系统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因果关系。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已在参与供给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区生产生活服务、社区矛盾排解和公共安全服务、社区志愿互助服务等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取得了重要实效。但受制度环境欠佳、外部支持乏力、内部运作不良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动机、供给效果等方面。为此,应以多元供给主体的协同合作为基础,优化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激活农村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以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     

韧性社区：突发事件风险治理新向度

风险社会视域下,面对日趋多元与复杂的突发事件,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暴露出诸多局限,基层社区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场域。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设计宏观与微观层面的韧性社区风险治理框架,并探讨框架的实践路径。从政策支持、生态建设、社会参与、信息沟通和服务保障五个方面建构外部协调系统,从物理空间、组织架构、现代技术、心理服务和调查评估五个方面的内部适应系统韧性建设,探讨外部与内部系统的"协同—循环"发展的实践路径,持续促进韧性社区风险治理体系的修正和完善。     

以社区为依托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整体性治理视角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创新养老模式，更需协同多元主体、整合各种养老资源、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研究发现，我国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空间依托功能弱化、协同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主体分散化、组织间协调不足，养老服务供给碎片化、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从整体性治理视角考虑，实现养老服务社区整合的基本路径为：构建整体性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以强化社区的依托功能，超越组织边界进行跨域合作以实现多元主体间的功能互补，逆碎片化以形成社区养老服务的整体性供给。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结构、效应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规范社会组织与其它社区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机制创新要发挥软法与硬法、正向与逆向和内生与外设的合力作用,实现社区治理机制的长效效应。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建构要积极协调社会组织在社区与地区、机制与体制以及内、外部机制建设等方面关系,实现社会和政治因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保定北市区的调研

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的有效治理,对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展开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保定北市区边缘农村社区的调研中发现了三种典型的治安治理模式:依据内生规则形成的村民联防联治模式、依据外生组织规则形成的基层派出所片区巡防模式、内生与外生规则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保安聘用模式。现存三种模式基本能够满足社区治安秩序稳定的需求且各具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与缺陷。完善城市边缘农村社区治安治理模式应做到:依托农村社区现存的多元规则,因地制宜进行建设;调动多元治安主体的积极性,努力整合配置性治安资源与权威性治安资源;全面构建文化、制度、财政多层次治安防控保障体系。     

统一战线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整合协调作用

统一战线与农村社会管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农村善治与和谐对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社会管理对统一战线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各种组织资源及其管理理念、途径、方式缺乏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中的离散、冲突问题严重。要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需要深入研究统一战线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整合协调问题。因此,统一战线的范围应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统一战线的社会功能应从控制为主向整合为主转变,通过团结引领、政治参与、整合资源、协调关系促进各管理主体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统一战线在社会协同中的主导地位。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防范和化解社区矛盾中的作用——基于社会协同的视角

在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复杂的情况下,社区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成为矛盾纠纷的主要汇集地。在这一现实情境中,引导规划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这一协同治理的组织载体,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化解矛盾冲突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作用,形成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化合作和良性互动,成为理论必然和现实选择。     

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防范和化解社区矛盾中的作用——基于社会协同的视角

在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复杂的情况下,社区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成为矛盾纠纷的主要汇集地。在这一现实情境中,引导规划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这一协同治理的组织载体,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协同政府化解矛盾冲突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作用,形成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化合作和良性互动,成为理论必然和现实选择。     

职业化城乡社区管理者:美国城市经理制对我国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我国农村社区化、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强化,对村级组织建设和村干部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在农村治理中,在继续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同时,必须促进农村治理绩效的提升,提高农村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和农村干部的职业化水平。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倡导科学化管理以及决策和执行的适度分离,代表着公共管理中职业化社区管理者制度的发展。城市经理制对于我国建立职业化的农村社区管理者队伍的启示为:在农村干部制度改革中,应实行村务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拓宽村干部选拔渠道,推动农村治理科学化与农村干部职业化,建立统一的农村干部管理平台。     

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建设创新探究——基于“全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日照市的调查

日照市作为民政部确认的全国唯一一个"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四大治理体系,即:组织体系、服务体系、自治体系和保障体系。其中组织体系主要包括党组织领导体系、管理组织体系、社区配套组织体系三个子体系,在社区建设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在三个子体系中,党组织领导体系处于领导和保障地位,为社区建设起到了支撑与保证的作用,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与推广。但是由于党组织过于行政化使得社区自治性质被淹没,导致社区党组织与社区村委会之间关系不清。通过实地调查,深入探究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在实践中如何运行及发挥其功能与作用,以期对正在全面推进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经验与借鉴。     

构建农村社区建设与民间组织发展的联动机制

阻碍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村社区自我服务能力弱,社会自治功能较弱。而农村民间组织能够解决这一困境,将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联动机制：一方面,农村社区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资源支撑;另一方面,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支持和催化作用。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角色审视与嵌入路径

在社区危机治理情境中,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为推动公共参与、供给公共服务、培育危机文化,且在社区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得以角色细化呈现。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在逐步实现角色期待的同时,面临角色定位模糊、能力建设不足的双重角色困境,亟待有效的角色实践予以破解。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文化嵌入的典型嵌入性表征,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实践进路,包括优化政府主导下的孵化培育策略、完善社区危机治理协同网络以及增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培育——基于“上城模式”的观察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和社会单元,同时也是城市管理体制中最基层、最基本的组织单位。现代化进程表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它们的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整合的功能,是当前我国转型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新趋势,也是形成社会协同共治格局的新要求。上城区政府、社区、社会在协同治理中互利共强,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走出了符合时代特征、彰显本土特点的"上城模式",为社会管理创新补给了养分,引发出社会协同治理更深层次的观察和解析。     

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支撑状况调查与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三元乡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推行"共治"模式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才支撑。我国推进城市化以来,农村社区人才变动,特别是农村社区精英的流失给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带来了冲击和危机,因此要从农村精英培育、乡村干部素质提升、社会组织发展引导、大社区建设等方面突破农村社区"共治"模式的人才缺乏的困境。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正式组织的角色功能——一个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从农村基层社区正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作模式实地调查来看,农村社区组织对社区的整体社会生活承担着一种综合的、非专门化的角色功能;农村社区组织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社区成员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制度行动与非制度行动相结合和"综合目标导向之下"的博弈均衡策略.同时,由于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的退却,改变了社区组织角色的功能定位与扮演的原有模式,虽然增强了基层社区自治与自主的权利,却也带来了资源分散、社区动员困难、失控或脱节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