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缘死”研究中的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辨析

"无缘死"现象经日本NHK电视台传播以后迅速成为日本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相关研究在近五年来也层出不穷。日本学界将"无缘死"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共同体解体,即包括家庭功能的衰退导致的家庭的解体、雇佣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失业等,日本正迈向个体化时代。从这些研究结论不难看出,日本社会学界并未摆脱共同体主义意识形态预设,依然将共同体看作是稳固、静态、有凝聚力的集团,认为"无缘死"是日本家庭、村落、企业等共同体凝聚功能失效的后果。然而,这一意识形态预设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矛盾,也与日本社会的经验不相符。     

日本单身经济研究

基于1980—2020年历次国势调查和2000—2020年家庭收入消费调查的数据资料,通过分析单身群体的婚姻、就业、收入和消费等维度的人口社会学与人口经济学特征,初步考察了日本单身经济发展现状与潜力。研究发现：2020年15岁及以上单身人群超过了4 300万人、单身比例超过40%;1980—2020年,单身规模与比例均呈持续增加态势,单身人群以未婚为主,单身女性的离婚和丧偶比例均明显高于单身男性;未婚、离婚和丧偶人群的独居比例均在提高,未婚独居人群的男性化、老龄化趋势明显,但老年单身家庭数量逐渐增多且女性化、高龄化趋势凸显。2000—2020年,单身人群就业率下降,单身家庭劳动者的月人均收入水平略低但月人均消费水平更高,用于住居、娱乐和交际应酬的消费占比更高。研究认为,日本单身社会崛起促进了单身经济发展,而单身经济繁荣发展将会固化其单身社会特征并提高其应对少子高龄化问题的难度。     

“弃老”风俗在中日文学中的表现及成因——以《爸爸爸》与《楢山节考》为例

"弃老"是中日两国共有的古老风俗,尽管与"敬老"的传统相悖,但确是两国漫长的农业文明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日本小说《楢山节考》与中国小说《爸爸爸》中关于"弃老"的故事均能在中日民间传说中找到故事原型。"弃老"风俗中,老人或是被家庭遗弃,或是为了家庭、种群的存续和繁衍主动放弃生命,这反映了家庭养老能力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显得弱不禁风。通过对故事原型以及小说文本的分析,分别从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挖掘"弃老"现象的深层原因,其根源在于物资匮乏和粮食短缺,此外还受制于村落共同体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等因素。中日同为东亚国家,目前又是人口老龄化颇为严重的国家,探讨"弃老"风俗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性别视角下日本女性贫困考察：群体构成、产生原因与应对策略

平成30年间，日本女性贫困呈恶化趋势，年轻单身女性、单亲女性(单身妈妈)及单身老年女性构成女性主要贫困群体，前者贫困率超过30%,后两者均超过50%,远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女性贫困原因在于传统性别分工依然根深蒂固，职场制度性压迫与性别不平等心理仍然较强。因就业环境不友好，贫困女性在职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多从事薪金少、待遇低的非正式雇佣工作。30年来，日本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功能弱化，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单身社会”的到来实际上加剧了女性贫困。日本政府为解决女性贫困推出了一系列如男女平权、促进职场女性活跃、育儿扶持等政策措施，不过从效果看乏善可陈。     

战后日本人公私观的变迁

战后日本人的公私观经历了三次变迁。战后初期,随着封建色彩浓厚的近代天皇制及家族制度的解体、"灭私奉公"观念的淡化以及自由民主人权意识的上升,私的立场得到重视和强调。经济增长时期,现代化的企业组织成为日本新兴的共同体,日本传统的主从关系支配下的拟家族式的序列等级制,以及"恩情"与"奉公"的伦理融入企业制度中,日本人的奉公对象普遍指向企业,公的意识高涨。泡沫经济破灭后,终身雇佣制的传统企业经营模式受到冲击,个人能力主义上升,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弱化,重视家庭及个人之私的趋势抬头。与此同时,对爱国心的强调、以及在国家之公与个人之私之间构筑社会公共层面的呼声,体现了日本人公私意识的新动向。     

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浅析——以近年来的三部热播日本影视剧为例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晚婚族甚至不婚族,婚外情也愈演愈烈。此外,职场女性日益增多,而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的矛盾又进一步导致女性的晚婚及不婚趋势。这些现象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传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女性因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增强而导致的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初始集团"家庭"功能的需求日益集中于满足高层次的情感性需求的现状。近年来,三部最具人气的日本影视剧《不结婚》《昼颜》《花芯》,较代表性地反映了当代日本女性婚姻观的现状。     

日本经济走向复苏

日本经济萧条持续了十年,2002年初景气终于探底,进入2003年以后,继续保持回升势头.此次景气回升既有经济周期性的原因,也有美国、东亚经济好转给日本带来的恩泽,同时与"小泉改革"也不无关系.这次景气回升是企业设备投资扩大带动的,标志着日本经济向自律性复苏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复苏.     

日本女性M型就业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日本女性M型就业模式的出现,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相结合的产物。M型就业模式在不影响女性完成其家庭角色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性参与社会的意愿,逐渐成为日本女性的典型就业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变化、未婚女性的增多和已婚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女性M型就业模式的底部逐渐上升,并呈现出向倒U型就业模式转化的趋势。今后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增强。     

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国民信仰及自我认同

在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的当代俄罗斯社会,东正教在各个方面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皈依东正教的俄罗斯国民人数不断增长,教会组织迅速扩大,东正教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然而,在探究俄罗斯国民东正教信仰状况时会发现,东正教追随者与信仰者并不完全重合。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东正教对俄罗斯国民精神、心理及民族文化自我认同上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与性别问题——以“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人生赢家”为例

文章通过以"谁是日本社会女性的人生赢家"为议题分析了现代日本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标准。日本社会对成功女性的评价存在"家庭角色(妻子、母亲)+α"这样一个模式。文中对该模式的形成及其反映的女性性别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日本社会对女性"赢家"的评价表明了家庭角色实现是女性成功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女性社会性贡献及价值的内容。     

“日本哲学”的成立

近年来,日本哲学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已不再纠结于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来讨论"日本哲学"能否成立等问题,而是通过追索哲学在古希腊的本来定义等行为,将哲学视为人类探究普遍真理的创造性过程,从而提出了日本哲学在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主动参与新世纪世界哲学建设的强烈意愿。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日本哲学"仍然被限定在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日本近代以后哲学的范围内才被承认,但近来关于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与西田哲学及京都学派的比较研究在中日学者间开始进行,这有助于搞清儒学、佛教等东方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之间既冲突对立,又互相借鉴吸收的动态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创建一种超越东西方各自文化传统的新的"普遍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     

日本碳排放的地区差距及结构分解

日本已经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本文基于CEADs数据库中的日本碳排放数据,对日本2007—2015年的县级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距进行了Dagum基尼系数分解,并利用方差分解从碳源的角度探究了不同碳排放来源对碳排放地区差距的贡献。研究发现日本的各碳排放指标均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且随时间推移还有扩大趋势。这意味着尽管日本的低碳转型卓有成效,但在地区间低碳发展的进程并不平衡。碳排放总量的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八大地区间的差异,而不同地区中县域单位间不平衡的低碳发展水平是导致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     

苏联解体的长时段考量——文明史视角的探讨

从文明史的长时段视角探讨苏联解体问题,不仅必要,且国内国际学界已有初步积累.第一,"比较-结构"方法是较早的尝试.也即,从不同历史时段条件下的多民族关系的聚合性、传统治理模式多大程度存在中介性协调机制、文明所处的区位独特性等方面差异,探视苏联解体的端倪.第二,世纪之交以来,帝国形态研究、作为文明现象的苏联总体研究、以及文明与地缘政治相互关系等领域的探讨,指出文明与帝国现象相交织,大陆性帝国中央权力式微与周边动荡的紧密关联,是导致帝国解体的重要因素;帝国抱负过大、内外挑战前所未有,则是其崩溃的经典式动因.至于把苏联现象作为一个文明单位来系统考察,观察多民族构建、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如何处理外部关系,乃为事关苏联前途的关键问题,而苏联解体也恰恰缘起于这三个重大问题.同时,文明演进过程始终难以离开各大文明间的相互激荡,如果说,苏联解体也反射着美欧等文明单位先后趋于衰落,那么古巴导弹危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79年入侵阿富汗这三大扩张则明显表明:帝国对外扩张与国内的体制改革进程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联.改革停滞,无疑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诱因.第三,文明演进过程中思想史的传递、演绎,特别是若干关键范畴的承继与缺失,对文明发展具有何种意义?特别是文明结合部条件下,思想史演绎与体现为民族心理与行为特征的"极化"的文明结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些问题对研究俄文明与苏联解体间的关联性十分重要.尤其是对"适度"这一思想行为范畴的研讨,有利于剖视苏联解体的深层动因.第四,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文明研究方法似已并不限于纯学术讨论,开始参与新兴国家与既存霸权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过程.本文主张在尊重各自文明存在的客观前提下,互学互鉴,避免文明冲突.由此,从文明史的视角探讨苏联解体问题,将长时段演进与中、短时段的变化相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有益于对苏联解体的深层结构的认知,也有益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取得借鉴.     

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战后日本外交的性质曾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与蔓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多国出现"新冠离婚"现象。为缓解家庭压力,日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治理。论其根源,"新冠离婚"是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移行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的暴露。在这一过程中,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女性地位得以提高,这带动了家庭转型,家庭形态及"家"之意象都发生了改变。但受传统劳动和家庭观念影响,性别差异下的"工作-生活"状态仍显失衡。后疫情时代,新社会风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将加剧加深。为规避风险,日本短期内的实际离婚率应不会明显升高。     

欧洲共同体与东盟的关系——前景乐观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与东南亚曾经一度密切的关系渐趋冷淡。欧洲首先集中精力于建设家园,忽略了与东南亚之间旧日的殖民地联结而任其瓦解。而欧洲作为东南亚的政治与贸易伙伴的位置,将不可避免地有其必然的取代者——结果,这里出现了日本与美国。 七十年代之初,欧洲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在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下同)市场所占份额约为15％,大致与美国相当;而日本则为26％。七十年代末,共同体在东盟市场所占份额仅为12％;美国为14％;而日本为22％。由此可见,到七十     

普京对苏联解体和叶利钦时代的评价

多年来俄罗斯各界对苏联和叶利钦政权的评价争论不休。对此普京提出自己的看法:“谁要是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良心,而谁要是希望恢复苏联,他就是没有头脑。”普京对苏联所作的某种肯定并不意味着要走回头路,而对叶利钦时代的某种批评也不意味着对叶利钦8年改革的否定。肯定苏联是出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俄罗斯人的需要,以利局面的稳定,而批评叶利钦则是为了纠正过去的不足,继续叶利钦开创的事业。     

日本的人口问题

随着日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日本的人口增长模式经历了战前的"生多死多"和战后的"生少死少"两个阶段。生少死少导致日本的人口结构日趋少子化和老龄化,并进而导致日本在2005年进入"人口减少社会"。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人口总数的减少,将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目前,日本利用经济手段刺激妇女多生育,但见效甚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日本只有采取正确、有效、对外开放的政策,使这三种生产协调一致,才能真正为解决少子化问题找到出路。     

当今日本社会离婚现象透视

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一套传统的家族制度体系。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离婚率持续攀高,甚至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离婚大国。当今日本社会的离婚,呈现出数量多、年龄段偏高、女性占主导地位等一些新的特点。离婚热的出现,不再只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现象,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行动起来,期望人们能够慎重对待婚姻,降低离婚率,从而稳定家庭与社会。     

2008年度日本经济财政白皮书述评

每年一度的日本经济财政白皮书2008年7月发表,副标题是"风险中的日本经济",重点分析了日本经济面临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风险,认为短期的风险在于美国经济下滑、石油价格及原材料价格上升等外部风险,而中期的风险是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家庭和企业不能积极地应对各种外来风险,长期的风险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财政结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