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相关问题研究

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已出土可以确定为唐代百济移民祢氏家族的四合墓志。其中作为百济第三代移民祢仁秀墓志文,证实其祖父祢寔进在唐罗联军进攻百济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祢仁秀的叔祖祢军墓志文中出现＂日本＂两字,将现有墓志史料所见＂日本＂两字提前了二十余年,祢仁秀的父亲祢素士墓志文清楚记载了祖父祢寔进墓志中不曾记载的内容。至于文献中出现的祢植到底是祢寔进还是祢军？祢寔进为什么最终行薨莱州黄县？四合墓志中涉及祢氏家族祖先问题如何理解？依据现存史料记载,本文均给予了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的公布,对于唐代百济移民史、古代东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均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家族政治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后,家族政治开始在日本政坛出现,人们对日本家族政治开始关注起来。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后的38年间日本政坛大致经历了4代家族政治人物。在现任议员中“世袭议员”占了40％,在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日本家族政治的形式在归纳起来大致为3大类：一是随同父兄进入国会、二是长期的工作上形成的信任关系、三是门生与老师的关系,当然家族政治也是按照一定原则形成起来的,其形成是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选举制度、派阀政治以及后援会的存在共同影响的结果。     

日本江户时代的基础教育研究

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问题一直都是江户时代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江户时代的教育是从胎教开始的,而且特别重视成人之前的幼儿及青少年教育。江户时代涌现出基础教育发展的势头是在江户时代中后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普通民众日益受到冲击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江户时代的社会稳定需要家庭以及家庭所在地区也要参与到基础教育中,全力共同培养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之士。可以说,这是一种官私学堂、家庭、地区三位一体,联合而开放的教育模式。江户时代的基础教育思想非常具有现、当代意识,解读并研究该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基础教育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大正时代的新中产阶层

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集团。就日本社会而言,它最早出现在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新中产阶层在大正时代的活跃及其数量的急剧增长,是大正时代的一个主要社会特征。因此,分析大正时代新中产阶层出现的历史背景、社会分工及其生活状况,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清和把握大正时代。一在进入资主义社会后,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即出现了掌握生产手段的资本家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但是,历史进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部分质变。…     

“新冠冲击”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2013年以后出现了低水平的长期景气,但201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行阶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日本经济沉重打击,可谓雪上加霜。日本观光旅游业、航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以及会展等行业遭受直接打击;因全球经济萎缩和产业链阻断导致日本外需减少、国内生产停滞。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日本国内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目前依然处于极为严峻的局面。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疫情蔓延势头依然很强,根本看不到尽头,世界经济预期不断下挫,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前景不容乐观。2020年日本经济将萎缩5%左右,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恐怕要到2022年以后。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财政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劳动力短缺日益成为制约因素,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无望,日本经济慢性衰退的命运难以改变。     

从欧化主义到国家主义:日本明治时代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

明治时期的日本教育经历了一个由欧化主义到传统主义再到国家主义,各种教育理念相互冲突、相互交融的发展演变过程。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布,标志着日本以"忠孝"为核心的教育理念的基本确立。教育思想转变的过程也是国内政治思潮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通过分析日本明治时期各个阶段教育理念及其在不同教育理念下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进一步剖析了日本由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变过程中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思想文化冲突及其融合的过程,以及各种思想与政治力量相互结合对日本近代走向所产生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似乎已很难回到从前,那么,日本社会又将何去何从?     

多元发展：东亚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更生的一个途径——以日本饮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为例

日本饮食文化在近代嬗变的意义如果仅仅在于今天日本人的餐桌上除了传统的和食之外还有西洋料理、中国料理和韩国料理以及其他各国料理可供选择的话,我们就难以讨论多元发展是东亚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更生的重要途径这样一个话题。事实上,＂和洋中＂在今天的日本绝对不是一个彼此截然分离、各自独树一帜的格局。在更多的场合,这3种元素或更为多元的因子已经互相叠合交融,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日本饮食文化,就像日本文化的整体一样,它在近代全球化的大势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主动汲取了各种外来的因子来充实原本的内涵,拓展既有的外延,从而得到了新的更生发展。     

银座炼瓦街与明治时期东京的文明开化风潮

银座炼瓦街a是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诞生于首都东京的近代日本最早的西式街区,在率先引入及传播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自由民主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当时东京集中展示和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空间,引领着东京的文明开化风潮。     

Family Formation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Legacy of state social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nuptiality patterns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since the late 1960s, in the context of long-term trend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entry into first conjugal union in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and analyze the position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a broader European perspective. The analyses employ microdata from national surveys conduct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uropean Family and Fertility Surveys program. Our main results on the timing and mode of union formation show that in Estonia and Latvia the shift from direct marriage to cohabitation started well before the fall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gime, and followed a trajectory close to Scandinavian countries. In Lithuania,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 in the pattern of union formation has been much slower.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factors underlying the observed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in union formation.     

冷战后日本与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限制因素分析

东盟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影响东亚未来的安全走向。冷战后,日本和东盟都奉行"综合安全"的观念,安全目标的重叠构成二者合作的基本条件。然而二者因原动力即各自利益追求不同而导致追求安全的目标以及路径也有所区隔。认知差别、权力结构和规范因素构成了限制二者合作的三个主要变量。在不同程度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二者获得综合安全的路径相互影响。而二者在多边安全合作对话平台中的摩擦与分歧恰可作为安全合作挑战的注脚。     

家族企业继承机制及其文化基础的国际比较

家族企业对经济的重要贡献已经得到公认 ,而家族企业对继承人的选择、培养以及是否实施适当的继承规划机制是关系到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乃至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华人家族企业、美国家族企业和日本家族企业在企业代际传承中的实践 ,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现状 ,以便对华人家族企业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有更清楚的认识。     

Family history,identity, and public history: writing a history of The Benevolent Society in its 200th year

Abstract

Since 2011, the authors have worked together on outputs associated with the bicentenary of The Benevolent Socie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s oldest charity, established in 1813.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one of those outputs—a project making use of family histories of clients of The Benevolent Society's Asylu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reveal the histories of these families in colonial New South Wales. The project also involv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many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contemporary Australians are active agents in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when practicing family history.     

Permanence of the Family Farm Questioned: Rural Mobilit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stonia and Sweden

The family farm has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rooted” identity of the farmer emerged as a reaction to rapid modernization in society and that, in actual fac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ural communities were both geographically and socially mobile. We examine how kinship ties were expressed in spatial terms with the help of two examples from Harjumaa in north Estonia and Västergötland in south Sweden. These micro-histories are taken both to illuminate and subvert some of the key ideas about identity, belonging, and mobilit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farmer.     

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基础及其发展趋势

近20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日益密切。就贸易依存度而言,东亚已接近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堪称超越政治制度差异而组成的自然经济区域的典范。东亚区域大部分与东亚汉文化圈重叠,各国有相近的文化和价值观。相比欧盟地区,东亚地区历史上长期和睦相处,在东亚商贸圈内互通有无。因此,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人文和地理基础。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促进一体化的政府间制度性安排也必将应运而生。当今各方政治领导人的主观意向,只能某种程度延缓或加速这种趋势。     

论东日本大地震对在日华侨华人未来发展走向的影响

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给在日华侨华人造成了新的迷茫和困惑.战后日本长期以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而为人称道,而现今的日本是否还是值得留恋的宜居之地?在日华侨华人面临着新的抉择.日本《中文导报》与笔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感到在日本生活幸福的华侨华人的比例,与地震前相比,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分析问卷结果,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留日学生减少、新华侨华人归国人数增多的现象,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将面临成长停滞或规模萎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