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本土化适用

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适用过程中暴露出了问题。英美法系国家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可行性,因此,针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可移植该原则作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2020年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做出了调整,调整后的制度与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探讨

负刑事责任从什么年龄开始,是各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各个国家目前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入手,分析我国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存在的问题,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初步设想。     

未成年人能力发展理论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我国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讨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现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无法容纳未成年人不断发展的能力所致。本文以未成年人个体能力差异为前提,以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为基础,在借鉴域外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立法经验的同时,运用纳斯鲍姆的能力方法(CA),提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完善的初步建议。希望我国能尽快构建起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使每一个罪错未成年人都能及时得到符合其能力发展特点的教育和挽救。     

引入与完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本土化适用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严峻态势和现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律体系的缺陷,《刑法修正案(十一)》因应时代、经验变迁中形成的未成年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与固有生理年龄标准脱钩的现实境况,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适用对象、范围、程序上的限制实为与本土现实、制度相协调。应处理好刑事责任年龄改革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遇措施的关系,双管齐下,共同构筑体系化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案。     

论未成年人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作为一种重要的刑罚方法,在当今刑事司法实践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但是罚金刑运用的实践中,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缺少应有的区分和细化,这就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及刑罚适用的严肃性方面都有消极的影响,故应该重新审视对未成年人的罚金适用,并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执行方式及替代方法.     

浅析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之降低——对“大连女孩被害案”的刑法思考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有低龄化发展的趋向,从孩子到恶魔仅有一步之遥,未成年人实施极端恶性暴力事件让人胆寒,前有“十二岁少年杀母案”,一句“我杀的是我妈,又不是别人”让人惊心,现有“大连女孩被害案”掀起热议。诸多未成年恶性刑事案件频发不断警醒我们现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漏洞和缺陷,因此需要以优化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主、引入恶意补足年龄为辅,以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干预机制。     

我国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的评述及完善审思

2020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基本勾勒出我国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适用情形、责任主体及具体矫治措施,调整和修改了原矫治措施中已被废止或在实践中难以得到适用的内容,意味着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迈向了新阶段。但现有的修订内容依然在部分问题上未作有效回应,针对专门教育矫治措施的适用对象混同、适用程序相对粗糙,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构成与定位同其权责内容的非统一性,部分规则内容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不当等问题均会对随后的立法施行带来实质影响。因而,有必要构建更为精细化的分级处遇制度,通过将现有专门教育措施区分为普通专门教育与强制教育两类,赋予司法机关强制教育的决定权,针对不同的适用对象采取强制程度不一的矫治手段。此外,还应重新审视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实质评估工作,并同现有刑事程序的内容进一步衔接,体现少年司法体系的专业性和统一性。     

爱尔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 在2006年10月15日以前，爱尔兰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是7周岁，即7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依法被最终推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而不负刑事责任；无刑事责任年龄的推定也同样适用于7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如果证明该未成年人是明知犯罪并且实施了严重的犯罪，推定则会被反驳，其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浅谈骨龄鉴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应用

资料显示,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我国刑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但有遇到犯罪嫌疑人不能说出或故意隐瞒其真实年龄的情况。骨龄鉴定能准确地推断出嫌疑人的真实年龄,被广泛地应用于司     

论民俗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民俗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教育资源。通过对民俗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意义的阐述,对民俗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途径的分析,提出了民俗在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及方法。     

农村未成年人与城市未成年人道德状况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在人际关系和人伦道德、个体性与整体性、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道义与功利、现代人格特征与传统人格特征等方面,对农村未成年人与城市未成年人的道德状况进行比较,从经济发展、社区环境、教育水平、家长素质等向度分析道德差异的成因,提出要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实施有效教育,以及更多地关注农村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     

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设置

本文从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方面考察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制度的弊端,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由此提出设立一个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建议,以求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

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各国均面临的一个突出的严重社会问题。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犯罪都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正日益集中在一些严重犯罪中,且有犯罪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类型多样化、少女犯罪迅速增长、涉毒犯罪日益严重等趋势。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必须从根本问题入手,研究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即是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需要。     

刑事责任年龄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理论一贯认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无论实施何种行为都不可能成立犯罪。然而,《刑法》第17条并非是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法律拟制条款,对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可以借鉴"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从实质上进行把握。为了防止犯罪圈扩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侦查阶段对该类群体不得适用拘留、逮捕措施,在对其提起公诉前应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在经法院审理认定该类群体的行为构成犯罪后,仅对其作出有罪宣告,但不判处其承担具体的刑罚。同时,应对其配套适用附条件的犯罪记录消除制度以及彻底的档案封存制度等特别的诉讼保护程序。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往我们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的措施是:送少年犯管教所收容教养或判处刑罚。但是,这样做既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改造,又容易造成其叛逆社会的心理,无法达到使其回归社会的目的。社区矫正制度,为我们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尝试。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也一直是各国刑法共同关注的问题。文章从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入手,着重分析了在刑法中可以适用及不适用的刑种,提出可以加大推广非刑罚手段的适用。     

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民主建构

民主式德育有力地促进未成年人的道德发展。第一,民主式德育注重教育主客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以互动促进个体道德发展。第二,民主式德育通过各种受教育者主动参与的活动来对其进行潜移默化、显隐性结合的道德教育,以活动促进个体道德发展。第三,民主式德育采取以平等、尊重、互动、参与、体验、对话为原则的教育方式,使受教育者在受善待中发展德性。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核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集各国司法实践之经验为司法转处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标准: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发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难以避免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社区功能的发挥非常有限,应当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论未成年人公诉制度的基本原则

我国未成年人公诉制度立足于教育、感化、挽救。其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就是要根据未成年人特点,坚持不同于处理成人案件的专门原则,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以达到教育保护的目的。     

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预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对公安机关的预防和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家庭教育缺失、学校管理不当、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对此,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要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矫治等方面构建完善的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