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宏观调控的法治化

我国宏观调控法治化尚处于初始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宏观调控法治化＂这一命题的思考和研究意义重大而深远。文章以宏观调控法治化问题为主线,从宏观调控呼唤法治化、国际经验的借鉴、我国宏观调控的法治化进程、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要点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     

对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的思考

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日益彰显,宏观调控法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鲜有对宏观调控程序的研究。宏观调控程序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必须遵守或履行法定的时间、空间和方式。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就是宏观调控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且得以实施。我们有必要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和参与宏观调控的各方主体对宏观调控价值的追求,以正义的程序理念为指向,充分体现程序民主,建立起完善的宏观调控程序法律体系。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法治化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把专家论证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的法定程序的一部分,但由于对专家论证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文章在分析了专家论证法治化的现状、问题及原因之后,在专家论证法治化的立法、范围、选聘、独立性、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性的建议。     

我国行政决策的法治化思考

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是新时期我国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其中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政府的本质内涵,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障。根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定的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总体框架和我国当前行政决策机制改革的法律保障现状,我国要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目标．就必须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和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同时,健全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民主参与行政决策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政府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保障和实现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也不例外。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与现代法治要求仍不相适应,且面临诸多困境,所以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必须在公众参与、程序规范、监督有力和责任明晰等方面寻求实现路径。     

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的改革正向纵深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改革模式造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政治体制对经济的不适应逐渐凸显,政治改革势在必行。行政体制作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结合部,是大规模启动政治改革的前奏,行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是政治改革的基础。将行政体制改革纳入法治化是行政体制对建设法治化国家的有力回应,也是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

内外环境深刻复杂的变化,使得中国外交决策的任务更加繁重,创新外交决策机制以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组织决策理论视角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信息收集、方案设计、政策选择、政策执行和反馈等阶段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缺失。而由网络社会和信息技术发展催生的大数据具有物质、技术和思维三大维度,其所蕴藏的巨大势能对决策思维和决策方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可能。未来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长,在决策的每一个阶段均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创新,以提高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能力,展现更为积极、主动的大国外交特色。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程序进路

学者们主要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切入,寻求行政决策法治化的解决方案。这样的研究进路有其深刻的理论、社会和历史背景。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程序进路对理论研究、立法实践、公众舆论以及普通人的思维和行动都有很大影响。程序进路虽然能够有效地回应理论上的质疑,但对于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践难题却未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单纯靠引入先进的程序制度和理论所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生活感受的实证研究。     

以大数据俘获理性：“数据—知识—决策”框架下的公共决策理性增长逻辑

基于知识的理性决策原则构成现代公共决策的基本取向。哪些要素制约了决策理性,又如何拓展决策理性,成为公共决策研究的焦点问题。本文尝试在大数据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解析。基于认知金字塔模型和决策过程理论,构建了“数据—知识—决策”理性决策分析框架,并分别将小数据和大数据两种不同的数据观和方法论嵌入其中,型构决策理性受限和增长两种不同的决策模式。研究发现,在小数据时代,受制于数据稀缺条件的决策者在决策事实感知、决策价值整合、决策规律发现上存在重大认知偏差,无法有效突破有限理性的决策困境。而大数据技术、资源和方法的出现给决策者提供了数据密集的新条件,既能改变决策者依据的数据与事实基础,也能纠正公共决策的价值信号与因果规律的偏差,促进公共决策问题精准界定、决策科学规划、决策智能优化的决策新范式生成。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法治化的若干思考

在行政决策领域,行政听证制度的推行和运用,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可以更好的保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提出了构建统一的行政决策听证规则,建立完善的主持人制度,完善听证代表遴选制度,提高听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保证其民主价值的实现以及建立健全对听证代表意见的回应机制等五个方面改进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构想。     

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内涵、意义及实现路径分析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行政决策体现多数人意志、保障和实现多数人利益并使之规范化的过程。无论从政府自身建设还是从社会和谐进步、公民权利保障角度看，促进行政决策法治化建设都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体现在：公众参与是基础，程序公正是保障，权责统一是关键。     

“软硬兼施”视野下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构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架构下,行政决策作为行政机关的经常性职能活动必须依法而行,遵循善治的目的。因此,行政决策应当实现法治化。具体而言,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构应当依循硬法规制与软法治理的两维向度展开,前者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与行政决策责任机制,后者的机制构成与表现主要是彰显开放、协商与回应等品格的基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与多元意志平等协商的信息公开机制与公共参与机制。     

大数据时代加强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的路径研究

本文以大数据时代背景为视域,总结大数据时代给加强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带来的新机遇,分析大数据时代视域下加强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挑战和提出的新要求。从构建信息集成系统、加强队伍建设、拓宽阵地建设、完善精准化服务、健全舆情响应机制等角度出发,提出大数据浪潮中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改进与创新的具体图景与路径。     

略论WTO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干预经济,宏观调控行为是政府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特殊行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职能适应加入WTO后的要求,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将宏观调控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大数据时代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运用大数据建设数字政府是实现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探索与实践。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现状为基点,梳理总结了政府在运用大数据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提出了政府在大数据应用治理方面的对策建议。主要应从大数据平台的整合交换进度、数字化政府的公众宣传力度、大数据应用平台的财务支持、对数据开放主体的行政免责制、构建政府与高校联合培养的人才模式等路径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新路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引发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变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是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筑牢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的客观要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为此,高校需坚持教学目标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统一,教学形式与学生的个性特征相匹配,教学内容与学生的自我需求相结合,并通过优化育人生态、创新教学方式、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和完善课程评价机制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福柯与大数据时代的政治

人们对于与大数据、数据挖掘相关的政治问题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隐私权的保护、商业规范的制订等方面。通过比较福柯所论述的规训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异同,可以发现大数据创造了以抽象的深层次身心机制为特征的新权力客体。统治者能够借助非系统化的海量信息对社会各个职能领域进行细节化的监控和管理。这种统治模式虽然可能造成民主危机和责任危机,却也蕴含着向有利方向变革的可能。     

大数据时代国家信息安全问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到今天,数据来源的普遍性、传输的快捷性、数据关联的全球性和数据处理的专业性等特点凸显。这不仅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应从安全理念、安全政策、现实社会、科技底蕴和关键技术等方面寻求大数据时代解决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对策。     

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

大数据带来了数据与信息处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有助于公共安全治理者风险认知能力的提升。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大数据收益与成本、保障安全与诱发风险、信息开放与隐私保护以及技术发展与管理滞后之间的矛盾。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应走向“智慧治理”模式,它强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的广泛性应用,借以提升国家与政府应对公共安全事务时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