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质量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一线指挥所"和"前线先锋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高质量基层党建的积极引领。高质量的党内政治生活、高标准的组织管理体系以及高素质的基层领导班子为高质量基层党建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伴随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加快而带来的乡村衰落这一阵痛阶段,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全面引领乡村振兴中的质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通过抓牢精神文明建设、夯实乡村物质基础、完善人才管理制度等路径,可以有效提升基层党建质量,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坚强战斗堡垒。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建设研究——以江都区为例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农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江都区农村党组织还面临着弱化虚化边缘化、党建工作开展不实、党员干部队伍结构不佳等困境,制约其整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因此,亟待开通"带、优、才、互"四路直通车,促进农业、农民、农村全面发展、全面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变迁及基本经验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建党90多年来,在纷繁复杂的农村事务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立足于乡村建设的实践,全面引领农村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确保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深刻总结其功能发挥的基本经验,对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内涵、困境与出路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村党组织需"提升组织力"是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党的组织力是由不同能力合成的能力体系,包括拓展党组织覆盖"广度"的覆盖力、增强党组织队伍"硬度"的凝聚力、淬炼党员行为"纯度"的执行力、提升党群关系"温度"的服务力。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党组织面临覆盖力萎缩、凝聚力弱化、执行力异化、服务力泛化等组织力提升困境。有效整合运用城乡人才资源,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促进制度与实践的弥合,确定服务功能的内容边界,将是农村党组织提升组织力的实践出路。     

乡村振兴中的政党：角色与过程——基于上海市J村“美好社区先锋行动”项目的观察

乡村振兴是一个兼顾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需要防范乡村发展中的科层依赖以及资源下沉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张力。消弭“国家-社会”的二元冲突,就需要重新认识和发挥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基于上海市J村的调查发现,上海市党建办通过“美好社区先锋行动”的积极倡导,吸纳了“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等基层治理的经验,主动“靠前一步”介入具体乡村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借助高位势能跨越制度边界,引入市场组织、高校以及政府的行政资源,盘活乡村资产,并通过持续的评估对乡村社会展开政治化运作。政党介入乡村振兴并不局限于把政治逻辑嵌入乡村社会,而是强调地方党组织对于高校、市场及社会资源的再整合。这一超越“国家-社会”的政党行动,既摆脱了国家单边治理对于乡村自主性的束缚,也防范了乡村无力整合资源而陷入持续性的衰落。     

乡村振兴战略保障体系的建构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党的乡村治理理念、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基层组织建设,强化金融支持保障,突出科技创新支撑,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在人财物等方面构筑起全方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保障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动能和发展保障。     

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中土地流转问题的思考 ——基于江西省泰和县的调查

土地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通过对江西省泰和县螺溪镇的土地流转实践调查发现,目前江西省的土地流转仍不够成熟,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发展困境,如何解决这些发展问题是当前最为关键的土地问题。我们的结论和思考是:(1)基层党组织在土地流转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2)提高土地流转中农户家庭收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3)完善土地流转的配套保障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机理与进路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优势互补、互促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两者深度融合既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破解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快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以解决乡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土地利用率不高以及资金缺乏等难题；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振兴释放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坚实支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乡“统筹联动式”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     

《甘肃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立法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性、基础性法律。地区差异的存在需要更加细致的措施来推进,需要通过国务院的条例、地方性法规和实施办法等来深化。甘肃省需要出台《甘肃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结合区域农业特点和农村发展规律,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化细化乡村振兴内容,完成法治引领和保障。     

乡村振兴动力梗阻因素及其破解 ——以公共政策调整为视角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我国"三农"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公共政策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其供给质量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效果。当前,厘清乡村振兴中的公共政策节点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治,不仅关系到未来乡村的发展质量,也关系到国家的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更对推动和增进人民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的原则、问题及路径——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持续提供乡村振兴动力引擎的战略选择。区域差异、目标偏离和主体差异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客观上存在的问题。推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注意区域性差异、注重分类性要求、重视主体性培育，采取理念创新、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等方式，坚持以特色产业发展为引领，充分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不断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着力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之路。     

习近平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法论探析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习近平对于战略实施有诸多论述。其中蕴含着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如"着眼长远与着力当下相统一""统筹整体与突出重点相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遵循和科学指南。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方法论,对于平稳有序开展工作、推动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贵州“空巢村”治理问题研究——以凤冈县新村为例

贵州"空巢村"现象突出,"空巢村"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缺乏、农民老无所养、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弱化等难题,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空巢村"的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论述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立足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观点,秉持我们党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主张,尤其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乡村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看法,是引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强大思想力量。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主要体现为由谁治理乡村、治理什么、治理的目标以及怎样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性阐释。全面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关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性论述,对于有效治理乡村,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意义重大。     

以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内生逻辑与提升路径

农村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乡村振兴,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以及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坚持党的领导题中应有之义,是党的理论、历史、现实的内在要求。尽管党的基层组织历经了脱贫攻坚的锤炼,但引领乡村振兴仍然面临组织的治理能力不足、队伍活力不够、主体能力薄弱等现实问题。为此要通过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党组织组织力、完善考核机制、加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党建引领效能,有效地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建美丽乡村,现实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以歌仔戏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不仅离不开物质上的发展,也少不了文化的引领,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脉的精华,在广大农村社会生活中是至关重要的,它的有效保护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歌仔戏(芗剧)保护困境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探索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途径,以求进而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业现代化可以通过产业振兴和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核心支撑，而乡村振兴可以通过生产力革新和生产关系调整为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托。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在于：科学规划、合理引导，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重塑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才聚智，释放要素活力；构建乡村生态命运共同体，完善制度体系，提高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