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婚恋及其对当代青年现实婚恋的负面影响

网络婚恋作为一种新的婚恋交往方式,正以其特殊的方式改变着青年一代现实的婚恋关系。如何看待青年“网络婚恋”及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是论述其对现实婚恋影响的前提。本文从厘清“网络婚恋”内涵和特征入手,对其进行重新界定,并从技术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和人的心理层面阐述青年网络婚恋产生的原因,进而从网络婚恋与现实婚恋的比较中,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对青年现实婚恋关系的影响,并指出这种影响的复杂多面性。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境遇中的价值诉求与现实对策

一个社会没有主导的价值观,个人随意选择接受某个规范或价值,随意放弃他不同意的东西,这对于社会的存在是颠覆性的,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转型问题时用心考量该问题尤为重要。应首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人员流动中的主导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觉追求。其次要帮助营造使新生代农民工消解负面价值诉求的环境,切实解决他们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具体包括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党团员发展工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心理健康教育。     

学位证不敌结婚证——高学历女性的婚恋困境

古人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可如今这些读万卷书的女研究生们却面临“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的困境。现在的女研究生不仅面临就业和升学的压力,还面临婚恋的困惑。“就业吧,现在硕士生找个好工作不容易;读博吧,觉得以后年龄大难嫁人;不读吧,都已经读到这份上了,不想轻易放弃。”这是很多女硕士毕业生的困惑。一位法学女博士的征婚资料放在婚介所两年了,婚介所还专门给她开小灶,可是众多男士一看见她是个“博士”,便纷纷敬而远之。没有办法,后来,她要求婚介所把她的个人资料由博士学历改为本科学历,这才有…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政策供给与现实路径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均等发展机会和公平待遇,对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调整方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在统筹城乡中推动移民融入社会。这种政策调整是在后发国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从中央高层、相关部委到地方党政、用人单位,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有一个认识过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根深蒂固的内在歧视这样的双重樊篱,一些农民工政策调整的幅度和进度只能因时因势而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落实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给他们以平等的公民权利,是一种政治选择,也是一种道德正义。     

论中唐女性的婚恋生活--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的文化解读

本文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指出元白诗派妇女题材诗歌所反映出的中唐女性的婚恋生活。主要表现有:“寒女难嫁”及其形成根源;社会风俗方面的宽松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严酷所形成的矛盾,对已婚女子身心造成的深深伤害;以“七出”为核心,封建婚姻制度对已婚女子有更为严苛的要求。     

流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基于湖南省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481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月收入、工作条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发展前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另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流动的次数、劳动强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     

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是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因受政治参与途径缺失与参与制度不足等的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了困境.需要从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政治参与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     

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流动的现状、意义与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的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调查表明,农村女性流动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农村女性流动对于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市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社会对于女性流动的社会舆论评价已经逐步转向正面．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工资收入低等问题仍是影响她们正常流动的主要障碍。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流动女性问题。     

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流动的现状、意义与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的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调查表明,农村女性流动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入,农村女性流动对于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市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社会对于女性流动的社会舆论评价已经逐步转向正面,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工资收入低等问题仍是影响她们正常流动的主要障碍。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流动女性问题。     

基于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代内比较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四类: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从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制度因素与心理因素等六方面分析了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因素中表现不同,非农化倾向的定居城市流动意愿与农业化倾向的回乡务农流动意愿在诸多方面差异明显.     

初次职业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更强,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而且职业流动性更强。初次职业是职业流动最基础的跳槽。以初次职业的种类及结束初次职业的原因作为分析的关键因素,纳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打工经历等因素分析其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因个人发展因素而结束初次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女性小说的情感价值走向

新生代女性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生于6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和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生于7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影响下,高举性别旗帜,用独特的女性话语描写女性心理与生活体验,在文本中表现出愈陷愈深的“自恋”情结和渐行渐远的“恋父”情结,凸显了新生代女性小说明晰的情感价值走向。     

性、爱、婚的三元统合:"人的生产"前提的人类学考察——从《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说起

摩尔根<古代社会>断言原始时代没有爱情,恩格斯也对此作了肯定.新的田野调查材料和现代大脑科学的初步研究表明了这一结论的错误.事实表明,原始时代的爱情像文明时代的人一样强烈,其上限可远追到最早的伙婚制时代.它表明:性-爱-婚的三元统合,是"人的生产"的人类学条件.所谓"血婚制"作为一种婚姻制度并不存在.     

家乡的"归根"抑或城市的"扎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取向问题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后的特殊群体,已与父辈有很大的不同.随着他们的适婚期临近,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问题,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婚恋问题研究少之有少.本文运用深度个案访谈的方法,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婚恋对象时存在四种类型,并分析了这四种类型形成的内在机制,进而得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取向具有两难困境和多元化趋势.     

随迁子女学前教育与流动女性的就业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的分析方法,研究了随迁子女人园状况对其母亲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约四成学龄前流动儿童没有入园,而随迁子女难以进入幼儿园对流动女性就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限制了流动女性参与和成功就业。文章进一步提出了促进流动人口学龄前随迁子女人园状况的政策建议。     

观点：女性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

在社会转型时期，妇女职业流动情况如何？哪些因素影响妇女的职业改变？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我们在北京市海淀、朝阳、西城、宣武、东城、崇文、昌平等7个区进行了问卷调查。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逃回北上广"现象反映了劳工子女"向上-向下-再向上"的社会流动问题,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以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方式对文化冲突的积极适应。劳工子女"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为了自我实现的目的,他们以犬儒式的乐观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文化阶层上实现再次的向上流动。     

夫妻共进退：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现实困境

基于中西部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研究发现,之所以形成“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主要是由于农村青年男性面临的婚姻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出于保卫婚姻的考虑,选择夫妻捆绑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同时,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带着孩子一起流动,最终实现“全家共进退”。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次优配置、家庭资源配置生活化,减弱了家庭资源积累,最终导致家庭发展能力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家计模式转变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婚姻性质的变化与核心家庭形成原因的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社会工作介入的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进城务工年限不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到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认同较为模糊,从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本文从一个双向的视角,一方面探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各种宏微观因素,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切入点,反思现存的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最后提出了基于社区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分别从个案辅导及朋辈支持层面、社区层面和政策倡导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危机进行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