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决策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

“理性决策”、“有限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是现代政治决策的三种模式。中国政府机构改革选择的是“渐进决策模式”。其主要表现是 :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法步骤的选择方面 ,是分步到位 ,逐步推进 ;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的认识和实践有一个发展过程 ,是逐步探索、不断深化的 ;三是比较择优 ,在与国外有关国家政府规模的横向比较中合理控制政府规模 ,确定精简比例     

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有承续，更有突破与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现代化目标从“大同”到“小康”；现代化主题从“革命”到“发展”；现代化模式从“模仿”到“创新”；经济现代化从“计划”到“市场”；政治现代化由“人治”到“法治”；社会现代化从“斗争”到“和谐”；生态现代化从“征服自然”到“和谐相处”；国际关系现代化从“相对封闭”到“全面开放”。     

转型期政府行为模式特殊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政府行为模式的转换，是体制转轨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首先指出，错位是中国传统体制中政府行为模式的基本缺陷。错位既指越位，又指不到位。根据政府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及相应的政府行为定位，对错位的纠偏应当是“有退有进”。和中国的其他改革一样，政府行为模式的转换也要考虑国情的要求。渐进方式的转换是理性的、唯一的选择。政府介入培育各种要素市场，同样是国情的要求。据此，作者提出，中国政府行为模式既不同于由弱渐强的欧美模式，也不同于通过激进式改革形成的俄罗斯模式，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有退有进”、渐进式改革和培育市场，是“第三种模式”的要义所在。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活中谈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     

论“后改革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建构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中心位置,核心任务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和谐最优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基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梳理,概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并结合“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背景和核心任务,提出应健全和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组织架构,促进政府与市场协同互动、合作互补,构建“强政府—强市场”的协同“双强”模式。     

苏联提出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于今年5月24日向最高苏维埃正式提出了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这一被戈尔巴乔夫称为“相当于十月革命的巨大转折”的构想引起了最高苏维埃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响。 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即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是这一构想要将到的目标,也是苏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1)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平等、竞争性地发展;(2)利用市场作为调节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形式;     

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稳求实

<正>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人们至少有以下两点共识;1.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把国有企业从政府手里放到市场中去,转变为面对市场,自负盈亏,自主决策,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单位.2.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和途径是“三改一加强和抓‘大’放“小’”.     

论转轨时期价格模式的基本框架

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我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模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和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其方向就是从政府定价为主转为市场定价为主，实现市场化，即使已基本上放开的商品和眼务价格，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中运行，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物价总水平；对仍实行政府定价的商品和眼务价格，则适时调整，以进一步改善价格结构；对资…     

新论荟萃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2年9月的十四大。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这与东欧改革者在70和80年代所进行的“模拟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在中国的市场经济里,市场经济是目标。 第二阶段是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历史性决议,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改革战略、以法律为基础的体制、建立市场支持性制度、产权和所有权的四大关键     

我国学者视野中的市场社会主义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主张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引起了我国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学者们对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关系、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的关系以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     

论金融改革的“中国道路”

中国渐进转轨思想指导下,通过金融控制,始终保持国家强有力的主导干预和控制,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时,国家通过国有金融组织和信贷控制、金融市场控制以及对金融开放控制形成的完整的金融控制体系,将居民家庭部门在改革过程中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而增加的储蓄聚集起来,并通过国家干预下的国有银行和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体制转轨给予支持,有效控制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始终牢牢主导着金融体制的变革进程,对金融改革具有充分的主动权,确保金融改革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确保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国家推进经济内生诱导下的政府主导的金融市场化,在保持存量稳定基础上渐进提高效率的改革,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协调发展、重点突破的改革,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道路。     

我国盐业管制制度改革策论——基于日本盐业专卖制度改革之启示

始于1905年的日本盐业专卖制度,与我国目前所实施的食盐专营制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可比性,前者历经23年的改革,为后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基于专卖制度框架的放松管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缺陷和体制性沉疴;突破行政垄断藩篱的管制制度改革,须以明晰的多元化目标为导向,通过社会化和法制化的科学程序来制定改革方案,并采用专卖制度改革与产业构造改革相结合的渐进化改革模式,以稳步推进专卖制度改革,进而创设出一种适于日本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管制制度。鉴此,我国政府应缘于公益性来矫正加碘食盐经营市场的负外部性,构建公众公共利益、政府政治利益和产业经济利益相互兼顾的三维目标体系,借助社会第三方力量进行盐业管制改革决策,以奠定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并选择特许投标制作为次优的过渡性制度,同时实施盐业产业组织合理化政策,进而逐步过渡到社会性管制制度。     

谈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的提出,首先归功于邓小平。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和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详尽地阐     

重新审视公立医院“管办分离”改革——基于理论指导、体制机制和价值取向偏差的修正

改革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公立医院“管办分离”改革凭借其理论渊源和相关政策依据从经济市场领域扩展到医疗卫生和医院管理领域，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江浙等地公立医院陆续出现，形成了“无锡模式”、“海淀模式”、“上海模式”等，产生了积极成效。但公立医院“管办分离”改革思路在理论指导、体制机制和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缺陷，需要进行修正。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契机——关于近年来“民工（技工）荒”现象的劳动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民工（技工）荒”现象,具有长期而深刻的人口经济转变历史根源,但主要不是一种总量性的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凸显,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渐进扩散性、素质结构矛盾性以及年龄性别差异性。“民工（技工）荒”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逆转,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走出“低成本陷阱”的标志性事件、转折点和重要契机。如果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大刀阔斧地改革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快速发展,那么,不仅可以彻底破解“民工（技工）荒”的问题,而且将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尊定人力咨本基础．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合同外包是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早期研究主要围绕“为何外包”、“外包什么”、“何时外包”以及“如何外包”等问题而展开。最近，合同外包的逆向发展趋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逐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学术界开始改变民营化是一种单向发展的观点，而意识到了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未来的研究者应该超越市场与计划的二元对立模式，走出视合同外包为一种单向市场过程的传统思维，更多地关注合同外包与逆向承包的动态发展，关注一种务实的、动态的、市场与政府混合的公共服备提供方式l的发展．     

三种现代化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与借鉴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主要出现过三种模式：原发式、后发式、新发式。三种模式由于其历史条件不同，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发式的现代化发展表现为缓慢、渐进、稳步、和谐。后发式表现出快速、突进、不协调的特征。新发式则表现出民族性和多样性的基本特征。中国选择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的任务是加强、改善党和国家权力系统的领导，搞好物质、社会结构和精神三个文明建设。只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我们才能实现现代化的伟业     

中俄经济转型起点的比较

经济转型起点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中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方式,俄罗斯采取的是激进改革方式。经济转型起点的选择要符合国情,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渐进式改革是更适合于大国经济转型的模式。     

铁路私有化为何走向失败?——基于英国铁路组织结构变迁的考察

源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国的私有化浪潮,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企业私有化改革运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铁路通过私有化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最彻底的网运分离目标,但在其后20余年时间里,英国铁路私有化进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迎来了更低的经济效率、更差的服务质量和更高的政府公共补贴等后果。2020年9月21日,英国政府宣布终止铁路公司的特许经营模式,标志着英国铁路私有化运动的终结。通过考察英国铁路从“横向分割”到“分散化管控”的组织结构变迁过程可知,造成英国铁路私有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过长的公共服务合同制外包链条导致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断裂,“分散化管控”的组织结构导致规模经济效应的消失,特许经营期限的规定限制各运营主体提升服务质量的动机。由于铁路行业的特殊性与私有化下“分散化管控”的组织结构格格不入,因此需要重新思考英国铁路改革的新方向,将重点放在制定新的市场准入规则、设置公共补贴与服务质量挂钩的具体规则、建立新的安全问责机制等方面。英国铁路的“私有化—国有化—再私有化—再国有化”的改革历程,给世界各国公共服务外包乃至公共企业私有化进程敲响了警钟。     

主观要件证明难题的一体化破解——兼论要素分析模式之提倡

我国关于主观要件的证明已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证明依据由“主观性证据至上”到“客观性证据优先”;二是证明对象由“主观要件优先”到“客观要件优先”;三是证明方法由“思路单一”到“对策多元”。主观要件证明难题的解决需要实体法与程序法协力并进。实体法层面宜改采要素分析模式,允许在一罪名内部存在不同性质的主观要素,不以行为人对后果的主观态度作为罪过唯一的判断标准,承认主观要素在刑法规范层面存在位阶关系。要素分析模式符合罪责原则,与我国推行的陪审员制度改革精神契合,且符合疑罪从无的要求,可以显著降低证明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