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摸索证明

摸索证明的基本含义是指证据声请以获取相关信息为目的。根据古典辩论主义，摸索证明应予禁止。但在修正辩论主义下，对其不应一概予以否定，而应综合考虑对辩论主义所做各种修正，即真实、完全义务、具体化义务、诉讼促进义务和诉讼经济、诚信原则和防止滥用诉讼权利等，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判断。在我国，由于自起诉即要求表明、提交证据，摸索证明有其特殊性。此外，摸索证明与证据声请、证据保全、当事人陈述等制度也有着密切联系。总体而言，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仍然较浓以及受制于大环境因素，对摸索证明的处理应当更为宽松。     

拥抱抑或拒斥：摸索证明论的中国境遇

摸索证明是在德国、日本等国家解决证据偏在时持有证据方不提供事证而对证明责任方当事人的救济办法，我国学者多认为应当引进这一理论。摸索证明的效果并非转换证明责任，而只是导致具体举证责任转换。摸索证明的容许性或合法性与其所处的制度语境与诉讼模式密切相关，但从当今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呈逐渐放宽限制的趋势。摸索证明的容许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应证事实的具体特定化应然要求与事实证据主张的盖然性与猜测性现实需要如何调和的问题。在我国诉讼模式转型阶段不宜过分强调这种后现代的理论倾向，但摸索证明论可以对接我国法院证据调查与保全的审查标准问题。     

摸索证明与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开示的协作

我国台湾地区新“民事诉讼法”承认一定范围内的摸索证明为合法,而未采取德国法的摸索证明禁止原则。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基于诚信原则就案件事实的解明负有一定的协作义务,但举证人有违诚信原则的摸索证明仍应予以禁止。法院应通过阐明,协同双方当事人就应证事实及证据方法加以具体特定,在举证人不能特定应证事实及证据方法时,应促使对方进行必要的协作,综合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以判断证据声明是否合法．     

再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转移

古罗马法以来,证明责任被称为民事诉讼理论的脊梁。客观证明责任强调案件真伪不明时的败诉风险,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固定于一方当事人。负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由此需率先举证,从而为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确立了逻辑起点。此后,当事人各方的证据数量交替上升、证明力此消彼长,法官心证亦随之在＂为真＂、＂为假＂、＂真伪不明＂间波动,案件事实基于证明责任的反复转移得以逐步明晰,证明责任的转移机制得以完整。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学术界对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不同的主张 ,笔者赞同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观点 ,对该标准 ,学术界存在诸多质疑。该标准渊源于资本主义自由心证制度 ,其所标志的心证强度为法官的内心确信须达到高度的可能性。该标准的采用具有客观必然性 ,其在审判实践中具有很高的应运价值 ,但对这一证据制度进行必要的约束是完全必要的。     

论民事证明标准与证明评价的互动

证明标准是法官在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得到证明时所把握的标准,证明评价是法官评价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资料是否已经达到能够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存在的一种活动.证明标准的设置越科学,法官证明评价的活动会越顺利,反之则越困难,从而拒绝裁判或者绕开证明问题进行裁判的可能性就越大.法官可以通过要.求当事人承担更多的或较少的主观的证明责任,或者通过适用或不适用客观的证明责任规范,来抬高或者降低证明标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中,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都有着进一步主观化的趋势.     

修正辩论主义与武器平等的证明责任

修正辩论主义为证明责任理论中武器平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进行干预在公益诉讼等现代型诉讼中具有相当的必要性，有利于平衡双方利益。为实现武器平等原则，在证据事实提出方面，强调法官的释明权和当事人证据协力义务的合理运用。另外，非讼法理和自由证明方式向诉讼程序的扩张，也是构建武器平等的证明责任理论与制度有效路径。     

论我国民事辩论原则的缺陷与完善

辩论主义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国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我国的辩论原则与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主义原则有很大的距离,以至于程序的独立价值被否定,程序公正不能实现。这需要从加快立法进程和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职权探知主义转向辩论主义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奉行职权探知主义。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通过司法解释初步确立了辩论主义。但是我国当前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存在诸多缺陷。克服这些缺陷并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必须建立起辩论主义的理论体系,改变法官职业群体的传统思维,并对现有的有关辩论主义的制度进行修改、补充和重构。     

民事诉讼协动主义的风险及批判——兼论当代德国民事诉讼基本走向

德国民事诉讼是比较民事诉讼研究的重要部门。对当代德国民事诉讼基本走向的总结和判断构成具体制度比较的背景性知识,进而影响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对此,关于协动主义的理解和判断有决定意义:协动主义是否得以成为有别于辩论主义和职权探知主义的新选择,使其能够克服两种基本模式的弊端和缺陷?在我国,肯定说和否定说都以协动主义在德国的发展为例,却得出了彼此相反的结论。经过比较研究,协动主义在德国并未取得成功,它的主张从未成为通说,更不可能代替辩论主义。为了避免转向职权探知主义的风险,德国通说认为应当在修正辩论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协动主义。这也是中德民事诉讼相关比较研究应当遵循的前提和基础。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以释明权与辩论主义的辩证关系为视角

法官释明权与辩论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释明权的产生是为了弥补辩论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辩论主义又为释明权限定了范围。所以应从两者辩证关系的角度入手,对释明权的行使进行分析和论证,并在立法和实践中限制其范围,规范其应用,才能更好的发挥释明权的作用。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刑事证明标准,但该证明标准是否适用于简易程序,则未予明确。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构造下,认罪案件中的证明标准虽有差异,但亦存共性。从实然层面看,"同一证明标准说"是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立法和司法的主流观点,但其在运行中存在诸多困境。从应然角度出发,简易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可适当低于普通程序。证明标准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在简易程序中放弃实体真实和人权保障,只不过其存不同的实现机制。     

论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

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的平衡是当前民事诉讼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阐释了民事诉讼中强化当事人证据收集力的趋势,程序结构视野中的两种证明责任观,分析了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的错位现象,并提出导入证据开示制度,提升当事人证据收集力,平衡当事人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的观点。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

证明妨碍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平等原则,侵害了他人的诉讼利益,但是我国的立法和理论研究都有不足之处,亟待解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证明妨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构建我国的证明妨碍排除制度。     

论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论证明标准差异极大，各有所长。相比之下，普通法系国家所采用的“盖然性占侵势”标准更有利于发现案件事资。本文通遏对英、美、法等国家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分析了两大法系证明标准差异的成因及其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

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的平衡是当前民事诉讼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阐释了民事诉讼中强化当事人证据收集力的趋势,程序结构视野中的两种证明责任观,分析了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的错位现象,并提出导入证据开示制度,提升当事人证据收集力,平衡当事人证据收集力强弱与证明责任轻重的观点。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与证明

本文试图把证据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加以结构化、体系化;结合认识论和程序阶段两个角度,对证明的过程及结构进行深度阐释,并为了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而将这些内容归纳到某个模式图中。本文不强调定义的精确和理论的新颖,而着力于尽可能紧扣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具体场境,去尝试较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辩论主义:溯源与变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作用分担的再思考

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的辩论主义是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在民事诉讼中的反映。辩论主义提供的只是关于民事诉讼基本构造的指导性法理,而不是彻底否定法院职权探知的理由。在辩论主义的百年变迁中,始终伴随着对其内涵的全面限制及法院协助当事人提供事实与证据义务的普遍强化。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确立辩论主义原则时,应重视在诉讼资料收集层面当事人与法院的协作,强化法院的实体性诉讼指挥义务并赋予辩论主义新的内涵。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考察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可分为两大类：一般证明标准与例外证明标准，我国诉讼法学界对此大都有一定的了解。但英国和美国对于这两大类证明标准是如何理解的，对哪些问题存在分歧，存在哪些分歧学界还没有深入分析。本文封英美两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证明标准的争议作了详细考察。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明确的规定了民事诉讼中,诉讼方和反对诉讼方的证明责任分配。这种原则性的规定有助于解决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问题。本文主要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责任分配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