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城记》中的仁爱思想

狄更斯的《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腐朽社会的阶级矛盾及社会昏暗。作品中表现出"勿以暴抗暴"、仁爱救世的人道主义思想。《双城记》结构缜密,语言严谨、精确,具体展示狄更斯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以渐进式废除死刑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是一味宽缓、从轻的刑事政策,重罪抑或重刑中的宽严相济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问题正是该类问题的典型代表。因此,阐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渐进废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死刑适用对象限制的价值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目前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包括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和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人,其死刑的限制适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与刑法的公正原则相一致并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主张。同样的将聋哑人、盲人和六十五周岁以上的老人也需要纳入限制使用死刑的对象,因为他们也符合上述刑法的价值要求,这同时也与国际立法趋势相一致。     

死刑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量刑程序独立化为视角

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刑法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本着“慎用死刑”的原则，通过设立完善的刑事司法程序限制死刑。在死刑依旧客观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刑罚体系之中的情况下，加强死刑的程序控制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在我国死刑案件审判过程中，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法庭审理活动“重定罪、轻量刑”，这不利于控制死刑的适用。因此，在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研究如何通过完善量刑程序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就成为必要。     

生命权的人道主义与中国的死刑制度

人权作为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权利,它包含的生命权和公正权必须是对所有的人同等享有才符合正当的人道原则的要求。对于那些直接危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型犯罪的罪犯而言,他们不仅表现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而且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上其他人的生命面临着潜在的危险的威胁。如果从人道主义角度免除这类罪犯的死刑,那么这种非生命刑所体现的“人道”本身就是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对暴力型犯罪适用死刑,对非暴力型犯罪废除死刑。     

《死刑复核周年记》专题报道之一——死刑复核：一位刑辩律师的苦恼

死刑案件作为最后一道关口,死刑复核权的收回无疑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而律师的参与,无疑会使死刑案件更加公正、公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行使的一年则让人有喜有忧,一方面死刑复核程序越来越严谨;另一方面,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依然困难重重。许多法学专家为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仍在发表看法,提出建议,他们希望刑诉法等相关配套法律尽快完善。本版块刊发的一组稿,就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论死刑的再次慎用——以发回重审案件为视角

在重新审判"发回重审"死刑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容易存在有罪推定的倾向、依据补强证据再次适用死刑的倾向和漠视侦控行为合法性的倾向,为此重审法院应杜绝片面依据侦控机关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存疑补强证据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型"发回的死刑案件,如果经过重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也不宜对被告人再次适用死刑。     

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死刑存废

2011年5月1日起,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不再判处死刑,我国死刑罪名由68个减至55个,占中国死刑罪名的近五分之一。《刑法修正案(八)》的这一修改引起了国内的热议,死刑又一次成为热点。从死刑的历史渊源与理论、死刑与经济型犯罪的关系、死刑保留的价值三个方面对死刑进行探讨。     

有期徒刑上限提高刍议——基于限制死刑的视角

我国的重刑体系制度安排凸显了重刑体系的不合理性,使群众误认为我国惩治重刑犯过于宽缓,不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目的的实现。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提高我国有期徒刑的上限。相比国际上对有期徒刑期限的立法规定,我国的重刑体系确实有待改进。     

和谐社会语境下死刑诉讼程序的冲突与平衡——33例死刑错案的实证分析

佘祥林等33例死刑错案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反映出我国在死刑程序上的证明和裁决,在人权保障,甚至在刑事司法公正的保证等方面,均存在着缺陷。司法部门应当从改革刑事司法制度着手,确立死刑案件证据采信的特有规则,建立有效的辩护制度,确立公开审判的原则,实行三审终审制,给死刑犯行使申诉的权利。     

民意下的死刑判决如何抉择？

2011年,民意对于死刑案件的关注与发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而药家鑫、李昌奎和夏峰俊案件的审理与判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民意的左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高法院那些事儿》专题报道之三 ——死刑复核收权8周年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就念斌案作出终审判决：念斌无罪。8年前,这位无辜的福建小伙子不幸卷入一起投毒事件,先后4次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转机出现在2010年。这一年10月,最高法院对念斌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     

人类表演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汉语交际能力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如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更是引起了诸多对外汉语教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对表演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表演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汉语交际能力培养对策,以此来为今后对外汉语交际能力方面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兼谈刑法学者的责任

关于死刑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刑法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本文拟从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来探讨死刑问题。民意曾经对国外废除死刑现状不屑一顾，但在面对引渡本国外逃罪犯问题时，却迎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尴尬境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仍保留死刑，外国拒绝将这些人引渡回我国受审。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刑法学者应承担起引导民意的责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死刑复核周年记》专题报道之三——死刑废除：中间热，两头冷

在许多学者看来.司法成本是决定死刑能否废除的一个关键因素。以美国为例,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错杀,死刑犯从判决到真正执行平均耗时十年,为此支付的监禁、诉讼等费用可谓不惜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仁文指出：“一些国家虽然保留了死刑.但由于程序烦琐、成本高昂.死刑仅仅是象征性刑罚武器.而不是常规性武器。”     

论我国死刑制度新动向及其出路——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的死刑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使我国的死刑制度在立法上出现了从扩张到消减的历史性转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对死刑制度的改革兼顾了总则和分则部分,表现出轻缓化的趋势。但是笔者注意到,本次修正案中消减死刑的规定,对实践中死刑的实际控制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是对死缓执行制度的修订所体现出的重刑倾向,对司法的影响更大。笔者认为,限制死刑并不能仅依赖于对生刑的加重,要从多层面入手,包括:引导民意,实现社会公众死刑观念的转变;进一步减少死刑罪名;寻找死刑替代方式;严格贯彻少用、慎用死刑的政策,从司法上减少死刑的适用。     

收回死刑核准权，彰显尊重生命权——访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胡云腾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司法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进行之中。近日,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刑法学家胡云腾教授。现刊出,以飨读者。     

《死刑复核周年记》专题报道之二——死刑案件：还需套上程序之缰

对于死刑——这一“以国家名义合法杀人”的最高刑罚,究竟应该设计怎样的程序正义,以避免错杀,冤杀等悲剧,这既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一大主攻点,亦是屡屡引发坊间争议的一大敏感源。近期由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法学界、司法界精英人士就将“死刑”列为头号议题,试图为已经启动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贡献思想资源。“死刑”改革的囚徒困境2007年的时间大幕渐渐落下之时,一系列与“死刑”有关的消息,     

论死刑兴衰演进的动因——兼论我国死刑的保留与限制

死刑由兴到衰 ,经历了报复、威慑、等价、矫正、折衷时代 ,其根本动因在于经济的渐进性发展。适应当代国际社会死刑轻缓化的趋势 ,在中国建立科学的轻缓的死刑制度 ,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刑事法律制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论死刑存废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我们谴责酷刑重典,但也必须认清唯有重典才能最有效的控制犯罪的事实。为了社会的平稳,废除死刑不可一蹴而就,循序渐进地让刑罚朝着宽缓的方向改进,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的法律意识,才是我国刑制改革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