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论包容犯与我国刑法立法

包容犯是近年来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犯罪形态并没有引起重视.本文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意义上,对此犯罪形态加以研究,以揭示其法律性质并评价其立法上的利弊得失.     

简论经济刑法立法的可行性原则

经济刑法立法是国家用以惩治和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的专门手段,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经济刑法立法的作用,必须针对经济犯罪的特点,在经济刑法立法过程中切实贯彻立法的可行性原则,确保其立法能够得以适用和施行。为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从不同方面入手加以努力和落实     

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立法初探

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立法初探牛建华我国刑法６４条，对数罪并罚的适用情况作了原则规定。但囿于历史局限，刑法对数罪并罚原则的规定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笔者拟就数罪并罚的立法缺欠略述浅见。一、审判前一人犯数罪是否包合同种数罪同种数罪能否并罪，刑法学界曾展开过旷...     

我国刑法立法根据的反思

我国刑法立法的特色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注重政治依据、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法律根据和注重吸收国际刑事立法经验。采取这种立法思维,利弊兼具。因此,对其进行深刻反思有助于明晰我国未来刑法立法之完善方向,从而促进刑事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思考

刑法立法解释,不仅是发展、完善刑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沟通、联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的桥梁。而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显消极滞后,亟需改进和完善:应提高对刑法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解释机构建设,提高立法解释的质与量;改革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司法解释体制,使之与刑法立法解释相协调;促进我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和刑法学理解释的繁荣,从而推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价值

关于刑法基本原则,许多学者对此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为什么给予刑法基本原则如此高的评价呢？笔者从这一问题后面的问题着手,论述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不仅仅体现的是刑法制度中的物质成份和技术因素,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了法的精神和理念,它体现了平等、自由、正义等法的基本价值,也体现了公开、稳定、统一等法的形式价值,并负载着最终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特有价值的重任,借以再次强调刑法基本原则对实现刑法价值无以复加的重要性。     

我国刑法中的罪责概念与罪责原则

《刑法》在第14条第1款与第15条第1款分别定义了两种形式的罪责概念,而且,通过第14条第2款、第15条第2款、第16条共同确立了罪责原则.罪责具备表现形式的客观性、要素的事实性、内容的规范性.司法实务中,罪责原则在定罪中的关键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做法.     

试析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理论与实施

刑法立法解释是与我国权力结构相适应的一种制度。刑法立法解释活动主体、对象、程序和形式特点。刑法立法解释应当贯彻刑法罪刑法定原则 ,以及刑法立法解释法律效力和生效、失效和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实践较少 ,并有明显滞后性。     

考量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原则

我国刑法在数罪并罚上采用的是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为补充的综合原则。然其仍存在立法上的不足,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例如对不同种主刑并罚应采用什么原则,附加刑如何并罚,以及怎样对限制加重原则进行量化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保安处分制度与我国刑法的立法完善

保安处分制度是近代刑罚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刑罚制度的革新。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补充手段,保安处分与刑罚密切配合,为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存在着一些与西方保安处分制度性质近似的保安措施,但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因而将保安措施纳入我国的刑法体系并将其立法化、规范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刑法中属人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反思及重构

《刑法》第7条确立的刑事管辖原则是以"行为人国籍"为连结点的"积极的(或能动的)属人原则",然而,该条的内容是不完善的,需要立法修正。在明确第7条广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主张以居所地身份原则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区际争议管辖案件,以有条件的三重犯罪原则来解决港澳台居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的适用问题;而对于属人原则中的客观上的限制,完全可以通过具体途径加以解决。     

试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被写入我国刑法典,这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对今后的刑事立法、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在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的倾向。因此,合理界定二者的关系有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     

我国刑法共犯与身份犯的立法现状及反思

对我国刑法有关共犯与身份犯极其有限的立法条文的分类列举和简要分析,可知我国刑法领域中的共犯与身份犯问题在刑法理论基础、立法模式、定罪和量刑规则上,均存在明显的有待完善之处.为弥补其不足,可以在刑法总则有关共同犯罪一章中规定如下条款: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按照正犯的性质定罪处罚,对有身份者可以依法从重、从轻、...     

我国刑法也应以谦抑为原则

刑法谦抑原则在日本及欧陆诸国刑法理论中受到高度重视,其基本内容包括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基于刑法本身性质、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刑法也应采用谦抑原则,并应从立法、司法、行刑三个方面努力实现这一原则。     

试析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已写入刑法典,使我国刑法典的面貌为之改观,但其真正实现还必须使之从内容到精神完全融合进我国法律之中。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含义和发展看,从其与我国刑法犯罪概念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矛盾的一面看,从其背后所蕴含的特定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看,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真正实现尚需时日。     

论我国刑法平等原则之实质欠缺及立法规制

我国刑法虽引入了现代刑法平等理念并以法条加以确立,但平等原则事实上是缺位的。原因是刑法于立法之初便对个人价值忽视,且出于维护道德之需要,将部分道德观念烙入刑法;立法之初坚持的是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此终致平等原则之缺位。若需填补刑法中平等原则之缺位,需于立法之初坚持刑法之谦抑性,摒弃以道德中心的刑法规制观,以人之需求为立法导向,并以机会平等为立法追求。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国际合作原则与我国反腐败立法完善

国际合作原则作为一个体现包容性的原则,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其在反腐败问题上意义尤为显著。随着法律全球化的发展,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该公约作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础,对我国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指导性作用。为适应新时代反腐败的新形势,加强国际合作,需对我国刑法中腐败犯罪的立法进行深入思考,并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对策意见。     

小议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事法律立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成就的里程碑。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的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的本质在于反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至今仍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法律所采用。新刑法对罪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