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政党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兼测2004年美国大选

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美国政党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通过政党的标签和认同作用,划定了两党总统候选人特定的选民群;再利用其历史形成的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强大的筹资能力,强力支持他们感兴趣的总统候选人,对美国总统选举产生很大的影响. 了解美国政党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总统选举,有助于预见美国总统选举,从而有利于把握美国政治的脉搏.     

香港立法会地区直选制度政治效应的实证分析

香港立法会地区直选制度的政治效应是指香港立法会地区直选制度采用的比例代表制对各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参选策略、政治力量对比和走向以及选民投票取向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大党在选举中采用分拆名单参选的策略；中小型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在激烈竞争中积极参选；选民投票越分散化，政治力量就越多元化。     

论美国政党认同的来源、选择及变迁规律

美国政党认同主要有两个理论派别。社会心理学派认为,政党认同来源于青少年时期政治社会化。而经济学派认为,政党认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人们会根据意识形态、群体利益和执政能力等因素选择政党。对于政党认同的变化,生命周期理论将其归因于人生境遇的改变;重大事件理论将其归因于历史事件或政党变化导致的重新结盟;代际理论将其归因于选民中不同代际的更替。     

媒体的发展对西方政党的影响

政党和传媒都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工具。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传媒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整个19世纪，媒体还是报纸杂志一统天下。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以后，媒体的影响迅速扩大。在19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匹兹堡的一家电台进行历史上首次总统选举辩论，使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主张在同一时间通过电波传播到千家万户。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金钱政治问题

近年来,美国总统竞选过程耗资巨大,竞选经费逐年攀升。美国政治选举过程对于金钱的旺盛需求,使美国富人阶层通过向总统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从而影响美国政治经济决策成为可能。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实质是服务于特殊阶层的金钱政治。由于金钱政治旨在维护和扩大特殊阶层的利益,不仅违反了美国民主政治中"人人平等"的原则,导致国家政策并未反映真实民意,而且为美国社会和国家治理留下隐患。     

俄罗斯政党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

近20年来，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使政党朝“大型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这使得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能否顺应现实而做出积极的回应，对争取民众支持、立足政坛有重要作用。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虽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其发展态势的过于乐观的评价似乎也还为时过早。     

换届选举工作问题解答

一、关于四个法定时间由于这次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同步换届,各市县应基本统一。(一)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各地比较认真,一般采取三榜公布选民名单,因此,三榜都必须在二十日以前。同时,公布的选民名单要保留二十天时间,并且注意不得在名单上乱涂乱画。(二)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要注意把握三点:一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必须同日公布。二是政党和选民联名提出的候选人由选举委员会汇总一起公布。三是政党或选民联名提出的候选人都不得超过本选区的应选代表名额。(三)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日的五…     

美国司法审判中的政党政治因素及其启示

本文回顾了美国政党政治影响司法的历程,分析了政党政治因素通过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衡等制度特点影响司法的方式。同时,揭示了宪法至上、政治法律化倾向等法律、文化传统下,美国政党政治因素影响司法形成的合法性、隐蔽性等特点。最后,提出了对我国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有关启示。     

提高应对新媒体的水平

以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以其特有的民主参与性与全面渗透性，日益成为民意、民权表达的重要平台，从而改变了公众诉求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机制，使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对领导工作的新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认识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提高新媒体环境下与民众沟通的艺术水平，以有效的方式与手段主动应对新媒体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不适”与“调适”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不适"。面对这一境况,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2012年美国大选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具有不同以往的特殊性.一方面,美国民众希望选出一位能够将美国经济带出低谷,维持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总统；另一方面,黑人总统奥巴马与最有可能与共和党候选人的摩门教派的罗姆尼竞争,成为美国大选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盖洛普民调显示,现有总统施政满意度、经济信心指数和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都低于历史上总统竞选连任时的水平,经济复苏状况将成为影响奥巴马能否连任的关键因素.与奥巴马相比,罗姆尼如何聚拢党内各派的支持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而在外交政策和竞选资金方面,罗姆尼与奥巴马有较大差距.当前罗姆尼的民意支持率仍落后于奥巴马.奥巴马在女性选民、中间选民和政治倾向摇摆的州中有更多的支持者.     

双轨制提名下的代表当选率研究——以北京市人大代表选举为例

我国人大《选举法》第八章规定了双轨制提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地方人大根据《选举法》制定的《选举操作实施细则》进一步规定了这两种方式的提名推荐比例。以北京市人大代表选举为例，北京市人大的《选举操作实施细则》规定，各级政党、人民团体联合推荐的代表候选人不超过应选代表的20％。然而，从2006年北京市区县以下的直接选举实践看，各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区县人大代表的当选率几乎达到100％，而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当选率仅在10％左右；在区县人大以上的间接选举中采用大会主席团与本级代表提名上一级代表候选人的方式，其结果是，本人不是区级人大代表的市级人大代表当选率在80％左右，由本人是区级人大代表的市级人大代表当选率在20％左右；而到了市级人代会选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即使有基层代表当选，也基本与普通选民或代表的提名无缘。由此可以总结为两个定律：其一，人大代表能否当选与双轨制提名相关，被政党和人民团体提名的各级代表候选人的当选成功率要远远高于被选民或代表提名的代表候选人的当选成功率；其二，代表的当选层级越高，与被政党和人民团体（大会主席团）提名的相关程度越高，与普通选民或代表提名的相关程度越低。     

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媒体因素

大众传媒在美国选举政治中越来越重要。没有大众传媒 ,美国当今的选举就无法进行。大众传媒在预选时期担当筛选人的角色 ,在竞选期间是主要议题的安排者 ,在选举中又成了候选人的评判员 ,同时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也是候选人所要利用的工具。大众传媒削弱了政党在选举中的影响 ,提高了金钱在政治中的地位 ,对候选人的个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增加了选举中不确定的因素。     

让选民充分行使提名权

在人大代表的直选中,不少地方存在着重政党、团体提名,轻选民10人以上联合提名的现象。有的地方的负责人为图省事,在未发动选民广泛提名前,就把事先定好的条条框框、代表类型下达到各选区;有的不敢放手让选民提名,怕选民提名的候选人过多会把选举搞乱;有的对选民提名的候选     

台湾2012年选举与两党体系的强化

2012年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说明,单名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有利于两党体系的强化。这次选举延续了"蓝大于绿"的政治版图,体现了单名选区制对现任"立委"和既有政治生态的照顾,而"总统"和"立法院"合并选举,则加强了两党对决的氛围。此外,"北蓝南绿"、"蓝大于绿"的县市执政格局,也影响到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具体得票多寡和选举的最终结果,强化了台湾的两党体系。     

美国千禧一代青年政党中立增加的原因和影响分析

近十年来，关国民众自称政党中立的比例不断上升，越年轻的代际政党归属越低。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4年，美国千禧一代政党中立比例达到五成。究其原因：千禧一代赞扬理性独立，不希望成为政党机器；两党形象下滑，青年不希望被贴上负面标签；青年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可能支持不同政党，难以确定政党倾向。政党中立的增加，使得政党对民众观念的控制力减弱，候选人和议题的作用上升；但是在实际投票中，由于美国简单多数、单一选区和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千禧一代的政党倾向没有明显变化。     

个性与政治

本期摘译的是意大利心理学家卡普拉拉等五位学者合写的论文《个性与政治:价值观、人格特征和政治选择》。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这样的行为都被认为是理性的。政治心理学所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者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是否具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说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从政治心理学理论出发,一些学者认为,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越来越体现出个性化的特征。政治的个性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候选人的个性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其二是选民的个性而非他们在各种利益集团中的社会定位成为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个性与政治:价值观、人格特征和政治选择》一文将个性视为一套支配情感、认知和动机过程的动态自律系统,同时借助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神经质、外倾性、经验开放性、宜人性和认真性)和施瓦茨的个人价值观理论,运用意大利2001年大选投票数据分析,探究了个性中人格特征和个人价值观两个维度对选民政治选择的影响。人格特征来源于个性心理,个人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心理,人格特征和个人价值观展现着个性机能的不同方面,影响着选民的政治行为、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换言之,选民的个性特征往往使得他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某位候选者或者某个政党。     

民意与法意：新媒体场域下的范式审视和司法回应

在社会转型期和新媒体崛起的双重背景下,网络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其对司法的影响也日益加深。"法意"如何通过司法涵摄"民意",也成为新时代深化全面依法治国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虽然有其特点,但未改其本质,"民意"与"法意"这一对范式的内涵亦值重新审视。"良法善治"的法治目标赋予司法以崭新使命,我们应适时对司法主体的法治价值以添附,畅通民意的制度化表达通道,推进开放、透明、可预期的司法体系建设,走规范法治之路。     

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研究

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必然引起政治领域的变迁。国外研究揭示,经济发展未必就能促进和巩固民主化,但是巩固的民主体制比非民主体制更利于抵御经济衰退带来的政治风险。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与选民的政党认同并没有直接关系,选民的微观经济状况对其政党认同有更大影响。     

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把关实体间的位序关系

目前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的把关实体涵盖执政党、相关政治法典、政治流程及技术体系、选区及选民等几个方面,把关对象即人大代表.诸把关实体之间的现有位序关系还不能体现选区和选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因此,代表还很难以选民的利益作为履职的根本依据,这在某种程度上阻隔了民意上升的渠道,使人大机关没有充分发挥民意代理的应有功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认真清理各把关实体间的位序关系,最终使它们都能以选民的利益为本,体现公民授权与代议民主的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