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对“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批评

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该文后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以下简称《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该论点得到某些人的发挥,曾流行一时。从1988年起,陆续有一些同志对此提出批评,近来各报刊又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启蒙同救亡之间的关系李泽厚认为,在五四运动之前或之初,“启蒙与救亡”尚能“相互促进”。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地位”。“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启蒙·救亡·社会主义

“救亡压倒启蒙”,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和海外一些学者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历史而提出的一个命题,其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面临的便是十分紧迫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和革命战争,使人们来不及作任何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便走上行动舞台。……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于是,几十年以后,“五四的启蒙要求,科学与民主、人权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发现和呼吁”。还有文章指出,由于缺乏西方资产阶级早期启蒙运动中那种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中国现代化脚步步履蹒跚。所以,时下中国的问题是要抓紧补课,以适应世界潮流。     

走出“被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双重困境——晚清以降中国文化演进与求索之路回视（下篇）

四、从西方化到本土化再到第三条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上 ,激进派的“彻底重建论”以反传统继承传统 ,主张用这种偏激的方式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 ,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是其突出代表。从理论特征来看 ,这派文化主张是典型的“用激进方式求渐进改良”的近现代文化变革思想的当代版本 ,因此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 ,未成为当代文化话语的主流。在中国大陆虽然还没有人自称“新儒家” ,但是 ,文革“批孔批儒”引起的逆反心理已使孔子和儒家的地位日益上升 ,在思想感情、理论观点上与现代“新儒家”文化主…     

论中国共产党破解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领导问题的民主方案

近代中国最稀缺的政治资源是救亡与启蒙的领导力量。一种民主力量能否胜任救亡与启蒙的领导角色,关键在于能否提出具有先进性、人民性和革命性的民主救亡与民主启蒙方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逐渐把民主方案的先进性与阶段性统一起来、把民主方案的人民性和救亡与启蒙的人民性统一起来、把民主方案的革命性和领导权与枪杆子统一起来,在破解救亡与启蒙的领导问题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政治制度模式。     

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最近,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联合在京召开了“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会上,学者们对当前一些争论较大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如何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近年来,这种反对之声颇有日益高涨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断言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干扰,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即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其二是指责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引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社会长期的动荡和不宁。与会学者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     

纪念爱国的、革命的先驱者

胡绳的《纪念爱国的、革命的先驱者》,是作者的三篇讲话的集纳,其中有两篇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本刊这次发表,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另有一层用意在。这些纪念性讲话涉及对邹韬奋、李达、陈垣三位爱国的革命的先驱者的历史评价。这三位同志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又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在中国近代进步文化事业、人民革命事业中,他们都或先或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并都以参加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归属。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同我们党的活动是息息相通的,理应属于党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说,对于中国近代史上一切党的合作者(不论他们后来是否成为党员)的重要的进步活动和革命活动,我们的党史研究都应当给予足够的注意。珍视和研究这些爱国的革命的先驱者的思想遗产和斗争业绩,将大大丰富党史研究的内容。胡绳在纪念韬奋的讲话中,就韬奋30年代的救亡活动所作的关于救亡和启蒙关系问题的论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谓救亡和启蒙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思想界、史学界都曾经引起很大的注意和争论。特别是在前几年,鼓吹中国近代革命中救亡和启蒙形成严重对立的观点颇为时髦,并在一些人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其实,鼓吹者的一些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我们希望党史工作者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批驳错误的意见,得出正确的结论。胡绳在讲话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为我们的继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试论张静如的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

张静如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党史学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推进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提出了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中介理论”主张党史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坚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同时要不断汲取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方法。“中介理论”作为党史学的学科理论,不仅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而且有助于推进党史学学术性的提升,并为党史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典范——读《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方克立先生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出版,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一件盛事.在这本书中,方先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了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和论争.尤其是在对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理论得失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对80年代文化讨论的总结和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分析,对“综合创新论”文化主张的阐释等方面,这本书中的许多论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虽然对这本书的全部意义人们尚需要逐渐加深理解,但在笔者看来,它确实树立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哲学史研究中,无论是搜集、整理资料还是进行分析、论述,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方克立先生主持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国内几乎是从零开始,因此有必要把占有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原原本本地弄清现代新儒家学者写了和说了些什么作为     

“毛泽东热”讨论综述

最近几年,在中华大地上兴起了“毛泽东热”。对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学术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思。现将讨论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一、“毛泽东热”发生的时间“毛泽东热”究竟源于何时?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热”是指毛泽东逝世以后,社会上人们对毛泽东的关注,时限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但在具体时间问题上,有三种不完全相同的看法。其一,认为“毛泽东热”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主要倾向是     

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及其实践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研究的观点进行了综述.一是关于“跨越思想”的内涵,主要有“苦难跨越论”、“制度跨越论”和“阶段跨越论”三种观点;二是关于“跨越思想”的理论性质,主要有“设想论”和“推导论”二种观点;三是关于实现跨越的条件,主要“具体条件论”和“一般条件论”二种观点;四是关于“跨越思想”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的“跨越思想”没有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俄国和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跨越思想”的科学性证实.在当代中国是否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主要有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三种观点.     

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与刘永明、黄金华等商榷

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下简称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黄金华、漆良燕提出:民主派是“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者和领导者”,刘永明则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现略述浅见,请方家教正。一、民主派不是五四爱国运动准备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刘文认为,中国人民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实质是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这是在国民党人宣扬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的“新理想”“影响下出现的”。我以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人提出的政治主张实质是反帝救亡。运动的许多亲历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张国焘回忆说:“五四”前北京学生的心态是“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     

我们民族的文化使命:为多元结构而奋斗

对于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总在政治上独尊,美学上专断,非此即彼,总想用一种存在方式思维方式、表现方式统一不同的存在、思维、表现的二极判断,刘再复认为必须打破这个传统,建立起多元的文化结构。刘氏分析1949年以后的文学艺术问题。认为二极判断一直存在,许多次文艺论争、学术讨论最后都变成一方压倒一方,甚至一些人打倒另一些人的政治运动。从电影《武训传》批判到所谓“文艺黑八论”都是如此。60年代初硬栽邵荃麟“中间人物论”,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四个本质差异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说，陈独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于“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如军队、干部）”，他又“忽视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对苏区和红军）”，这是他“注定要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作为陈独秀之后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备和拥有的恰恰是陈独秀缺乏和忽视的，这正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不断开拓中共党史及民族研究的新领域——李资源教授访谈录

记者:李教授,最近获悉您的新著《中国共产党李教授:如果说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勤勉刻苦,民族工作史》出版了,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称您的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一种必备的职业要求的话,我部专著是“中共党史及民族研究新领域的开拓之的秘诀就是坚持按此要求做下去。我在80年代初从作”。祝贺您在建党80周年前夕出了这么有价值的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工作后,就一部专著。一直将自己的科研方向锁定在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李菠授:谢谢。《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出版族研究方面,可以说,近20年来我做的都是这个“冷后,一些专家给予较高…     

改革开放口述史研究之省思

<正>现代口述史学不同于中国古已有之的“采风”,有其自身规范章则,属于史学重要分支。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口述史的起源往往可追溯至美国学者阿兰·内文斯,以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现代口述史传入中国,历经数十年发展,就目前形势而言,正处方兴未艾之势。虽然现代口述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未与改革开放严密同步,但其与改革开放的深化存有显著共时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党的执政能力内涵的研究有“综合说“、“关系说“、“层次说“、“形态说“等观点,对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有“合乎法理论”、“人民拥护论”、“实质与形式统一论”等观点,对党的执政资源与环境的研究有“执政条件总和论”、“物质与手段总和论”等观点,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评价研究则提出了“四维一体”、“三大主题”、“一个总标准、三个具体标准”等量化体系。     

走出"被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双重困境--晚清以降中国文化演进与求索之路回视(上篇)

晚清以降 ,中国的现代化求索与演进之路始终是被西方拖着走的 ,现代化与民族化、启蒙与救亡的矛盾时时现错位、胶着和叠加状态。接纳西方、启蒙国民与拒斥西方、抵制强权的矛盾心态 ,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充满苦涩 :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强国 ,强国必须学习西方 ,而学习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 ,进而丧失自我 ,文化演进始终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结合”的既定话语圈里徘徊。这种怪圈在８０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 ,要富民强国 ,就得学习西方 ,但意识形态上又必须“坚持”。就这样 ,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全球化与本土…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史学界过去有“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等说法,并且争论究竟哪一种说法对。近来有的杂志又重提这个问题。我以为,谈这个问题时,有必要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别开来。不妨引用马克思说的一段话:“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     

关于"灌输论"研究综述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是新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现在,对于“灌输论”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围绕“灌输论”的首创者、“灌输论”是否过时、为什么要灌输以及怎样灌输等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粮食过剩问题——对“粮食无过剩说”的质疑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粮食政策研究领域围绕粮食过剩问题存在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市场机制被部分引入粮食经济,存在粮食出现过剩的可能,事实上也发生了过剩,因而应当利用市场机制和政策手段对过剩进行适当调节。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粮食过剩可能,事实上也从未发生过剩,“误把多余当过剩”会造成粮食生产力萎缩和粮食危机。近年来,“无过剩说”成为主流观点,并成为近年粮食政策讨论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