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清晰的责任承担机制则是发挥政企合作优势与化解合作风险的关键。考察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存在主体多元、法律工具多元与利益多元的冲突,进而出现外部责任推诿与内部责任模糊的突出困境。回归责任关系本身,国家担保理论可为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提供外部形式责任承担的合理范式;密切性和控制性标准确立的事先风险责任,归责原则划定的事后损害责任,则为内部实质责任的承担开辟有效渠道。在实现路径上,数字政府建设应当明晰政企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整体政府理念下内外责任的承担机制,促进政企合作的高效运作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框架、研究议题与未来展望

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持续关注,但如何理解和建设数字政府还缺乏共识。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关注数字政府的概念化和建设水平评估、组织间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政商关系与数字政府共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数字政府的用户使用和合供五大关键问题。绩效评估、数据共享、政企共建、影响因素和用户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和研究路径。围绕共建、共享、共用、共治的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组织理论、技术执行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有助于加深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解和解释。基于行为科学和循证决策视角的研究,可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以数字政府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时代治理模式迭代的科技驱动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治理生态逐渐形成，成为驱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各个子系统依存发展、协同演化的基础性机制。数字技术对政府、个人和社会发挥赋能、赋权、赋智等重要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打造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完善全链安全的保障体系、构建包容协同的生态体系，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论行动主义路径中的政务诚信建设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首先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蹈西方社会契约型信任的老路,找到能够推动信任体系改进和诚信文化型构的中间力量——政务诚信;同时需要找到使政务诚信建设和社会诚信提升的行动主义路径——政府及各类行动者作为诚信规则体系及信任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制造者和改革者,引导社会进程并改变诚信文化结构与信任规则体系及类型,完成以政务诚信建设带动社会诚信提升的目标。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行动者,在行动主义视角下聚集社会治理体系中各类行动者的资源,以"元治理"的定位鼓励、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在不同平台、用不同方式共同处理公共事务时,产生相互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需要的良好关系,完成政府信任资源与政治文化相互的构造过程,以政务诚信建设引导、培育社会精神与文化。这就需要形塑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者,造就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的服务实践者。要在公共生活的健全中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在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体系建设中"导(道)之以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资源。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日趋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给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为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途径。我国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预防性的危机管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开始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但智慧政府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动态网络协同治理体系还未有效建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步伐迟滞、相关要素支撑不足以及平台建设远未跟上时代步伐等问题与挑战。为此,我国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重视智慧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创新动态网络协同治理方式、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智慧公共决策的路径、加强智慧政府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完善治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数字政府的构建方式研究：案例比较的视角

建设数字政府是持续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基于TOE理论框架，提出了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路径的组态理论。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政府数字化水平近年来得到了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在数字化建设进程方面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基于地方政府的典型案例比较，发现竞争引致路径、需求牵引路径和内生驱动路径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三种主要方式。其中同级竞争压力、数字经济需求以及公共数据开放等变量，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政策建议方面，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快新型互联网信息技术利用，完善线下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回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互动与整合:公共物品供给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一个森林经营的案例分析

森林的经济、生态、社会功能日益受到政府、企业、农户的重视。出于不同的行为动因,三类主体都有经营林业的现实动力,这就为三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空间。而且这样的合作也是必需的。既然多个行动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那么就只有在互动中整合,在整合中协同,才会促使多个行动者承担更多的责任,以达成行动上的合力。     

合力打造京津冀算力引擎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对数据的存储、计算、传输和应用需求急剧提升。算力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已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新焦点。加快推进京津冀地区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既为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数据中心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算力引擎,也对我国“东数西算”工程持续开展,打造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地区充分利用在区位环境、数字经济、数字中心产业合作、政策保障等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全力推进京津冀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合力打造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新高地。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层运行逻辑: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一个由若干制度要素有机整合而成的制度系统。在县一级,权力清单制度统摄着动态调适的清单内容、控权导向的行政程序、内外互补的督促机制和府际协同的制度体系等若干运行结构。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结构是运行机制嵌入静态制度结构的产物,在县级治理中主要发挥着边界性、服务性、合作性和公民导向性的功能。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运行要以权责一体的制度文本为配权依据,以多元合作的实施网络为用权载体,以"以民众为中心"的运行规则为督权保障,进而实现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推动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强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合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重要内容和方向。京津冀在数字经济生态、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存储处理、数据内容开发、数据加工挖掘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已初步形成以北京为核心，天津、河北双轮助推的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通过强化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共建共享新型基础设施、促进数字经济与产业深度融合，合力打造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发展：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与协同互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具有深刻内涵和特征,存在三重基本逻辑：顺应产业变革趋势的供需逻辑、赋能产业创新生态的创新逻辑、引领社会效率提升的发展逻辑。面对要素流通机制不健全、“数字鸿沟”、核心技术不强、国际话语体系不健全等现实挑战,应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融合发展机制,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释放产业、区域间产业要素价值,科学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技术合作攻关,提炼数字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积极构建国际互利共赢的新规则。     

转型期对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诉求 ——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到和谐社会构建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包含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以及合作治理的要求。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中,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原因,政府信任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然而,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动,都对合作型信任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合作型信任关系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也是走向和谐社会可行路径。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正在服务精神的张扬中而建构起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加快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快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发挥对外开放平台的积极带动作用,应充分发挥吉林省地缘优势,探索产业要素整合的新方式、探索社会文化要素提升的新体系、探索政府综合服务升级的新路径、探索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新支撑、探索夯实自由贸易协定的新纽带,加强区域合作,形成共享的产业链.     

发挥北京协同创新的引领作用

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驱动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京津冀地区要打造成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更应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当前,京津冀地区的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主要集中在北京,津冀两地创新要素集聚度相对偏低,北京对津冀的创新辐射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研究分析京津冀三地的创新能力,探索推进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推动北京带动津冀两地实现协同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社会建设的多元主体职责

农村社会建设领域存在着社会组织发展不良、农民自身主体性体现不足、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唯一主体和各建设主体的权责不清协同不够等问题。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我们要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指导下,明确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建设事业、发挥农民作为农村社会建设的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协同配合、勇于担当,才能开创农村社会建设的新局面。     

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路径研究

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是将“数字化”与“法治化”要素有机耦合的关键所在。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建设进入深水区，但在实践中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数量少、范围窄、内容滞后、收益分配不均等现实窘境，究其根本则是欠缺中央层级立法统率、碎片化立规比较普遍、数据权属界定模糊、监管主体不明、监管责任不清、法律责任机制缺失等情况。应当以顶层立法统率，厘清政府数据权属归属及数据开放共享范围、统筹“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等四级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明晰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濡化开放共享理念进而激活政府数据要素潜能，为深化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形势 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强调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推进建设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从实践路径上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了部署。立足湖北的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是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创造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抓手。一、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论新常态的“新”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主要体现在新特征、新问题和新动力三个方面。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特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路径依赖、经济泡沫和创新能力不足三大新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来自于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双轮驱动需要全面改革和深度开放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