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与统战

笔者手头有篇文章，且做文抄公摘要如下：安徽省政协会议期间，一天晚餐时，大会秘书送给党外知名人士、省政协常委胡老先生一份会议通知。老先生拆开一看，竟是一纸“无字天书”。显然是工作人员疏漏所致。老先生边看边说，“一字没有通，叫我怎么知？”见胡老有点不快，在一桌同餐的“老统战”随即笑说《随园诗话》里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老员外有三个闺女，老大、老二都嫁给了有钱的秀才，只有三小姐嫁给了一字不识的庄稼人。正月里，三小姐回娘家，一月有余，三姑爷实在想念，就想请人代写个信给妻子，让她赶快回家来。可仔细想想，有些…     

龙与间谍

2000年适逢“龙年”。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古老的东方有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这段歌词道出了‘咙”与中国的血脉联系。中国的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就不知龙与间谍还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龙”与水有关。在《周易》中,龙含有潜藏、无形的意义,这与间谍活动所特有的“地下”、“隐蔽”、“无形”等特征相符。接推算,1928年是“龙年”,中国现代隐蔽斗争的起源恰巧“与龙同年”。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共中央“特科”与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特工势力对阵于中国长江的“龙头”——上海,背…     

表态失误

正像有首歌中唱的那样:“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宗家邦,因为在接受河南省电台记者(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托制作国庆特别节目《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而进行的)采访时,酒后失态,口出狂言:“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引来舆论一片讨伐之声,很快被河南开封市委免去县委书记的职务。一个40岁不到的年轻干部,本来可望在事业上     

脱卑暗而向高明——音乐和科学向我们展示的境界

我因为住在离中关村不远的地方,所以有幸与几位酷爱音乐而又在专业领域造诣很深的老科学家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听音乐的时候,他们难免谈起音乐与科学的关系。渐渐地,他们的宏论睿思也启发我这晚辈来班门弄斧地聊一聊人类文明这两大领域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这辈人对科学的理解有着特殊的背景:在我们应该上学读书的时候,却被那样彻底地剥夺了学习科学的机会,于是只能     

正视荒诞

尽管谁也不能否认周围世界的进步,但这依然不足使人忘却生活中的荒诞。不妨随手举两个最近的例子,据《作家文摘》报道:“全国闻名的贫困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近日出现了‘闻名’事:该县一女童4岁被招工,5岁转为干部,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公务员’。同心县粮食局局长陈学文于1993年将9岁的儿子录用为本局工人,翌年转为国家公务员。该县法院院长马少清亦将10岁儿子招工,于1997年调入县检察院‘转干’。”第二个例子是去年11月1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披露的所谓“吉烟现象”:吉林四平市政府动用行政的力量,强迫市民都要抽本地生产的“吉烟”,工薪阶层不论有无吸烟的嗜好,一律按工资比例人人摊派,烟款直接从工资中扣除;已经长时间领不到工资的教师们既然已无薪金可扣,于是就从工会筹集来的福利款(实际上是糊口钱)中扣除,村民们每家也     

文人的自由

自由是文人的立身之本,所以他们才说:“不自由,毋宁死。”这话的意思是说自由很重要,尽管话音落处,谁也没有去死,即使在最不自由的年代,也有办法“苟全性命于乱世”,活得津津有味。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文人真的都死光了,这个世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而本文的主旨,亦非教导文人怎样死(据说这类人在国外已被判刑),而是探讨怎样活。与活比起来,死毕竟是容易的。《北京文学》曾经请我写“世纪留言”,当时我因忙于写一本书,没有给他们写,但我心里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在21世纪,文人都能自由地     

分析当代迷信犯罪的涵义

迷信是一种文化现象,古已有之。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迷信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演变成风俗习惯,流传至今;另一部分内容则保留了神秘和荒诞色彩,这部分内容虽已为科学所证伪,但仍拥有众多信奉者,并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进行违法犯罪,即迷信犯罪。本文通过阐释迷信的含义,对比迷信和宗教的异同,界定了迷信犯罪,以期在司法实践中,帮助执法者准确判定此类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