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须创新发展。前苏联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缺乏理论创新,恪守固定模式,是导致其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执政过程中,从"经济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执政理念逐步完善,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苏共执政模式的形成及特点

在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史和政党发展史上,苏联共产党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它在74年执政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一格的领导和执政模式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党的影响,使我们对它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执政基础

“三个代表”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的８０年是实践“三个代表”的８０年。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的今天，深刻认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三个代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一个政党的执政，其执政水平、执政能力如何以及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的要看其执政基础如何。“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如果执政基础不稳，连执政地位的巩固都成问题，就谈不上执政水平…     

苏共丧失政权的根源

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但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失败了,苏联土地上的人民重新回到了被他们否定的人类发展之路上,苏共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苏共丧失政权的根源在于其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政策调整,无论执政的方式,还是政策措施,都不适应时代和民众的要求,导致苏联只有少数几项与军事和国防有关的指标还算先进,民众的生活水平、人的解放程度则严重落后。苏共垄断一切,最后却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障碍,被民众所抛弃。     

“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综述

近期,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与会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座谈,从诸多方面深入分析了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现将会上发言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三个代表”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的自身建设实际,在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性思考,中心问题是要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党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在解决两个历史性课题中,要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核心。我     

中国共产党60年执政的主要成绩和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整整60年。完全可以说是长期执政了。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依然是稳固的，党的执政依然要持续下去。那么，在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失掉政权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经过长期执政而屹立不倒？我们党执政的成功经验有哪些？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探讨的重大问题。     

学习理论 把握方向——学习邓小平理论摘记

党中央号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我在自学邓小平著述时,作了一些思考。在学习中联系想到的,就把它摘记下来,务使自己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能把握住方向,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从对比中看邓小平理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两大现象:一个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改革的浪潮中发生了剧变,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了,国家分裂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至低谷;一个是中国共产党     

提高复杂情况下的执政能力

我们党是世界上第一大政党,是世界上第一大执政党,是世界上第一大执政的共产党。面对当今执政环境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种种新变化,不断地探索执政规律,特别是探索复杂情况下执政的规律,客观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第一”的政党面前,因而各级领导干部不能不深深地思考这一问题,从而努力提高复杂情况下执政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对党的执政规律从执政目的、执政任务、执政职能、执政方式、执政环境、执政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阐述。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     

关于以人为本的几个问题

以人为本在不同关系上有不同的涵义,从归根究底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世界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标准。它不是本体论命题,也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它只是体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要方面的价值观命题,在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要求。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