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论我国社会治理主体从单一向多元共融的转变

社会治理主体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要使其促进我国治理能力的提升,就必须实现从传统单向维度向多元共融的转变,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夯实基层党组织,调动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以及党员民众的主体作用等,使我国传统管理体制逐步向新型社会治理体制转型。     

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价值意蕴、潜在风险与规避策略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新型乡村软治理的逻辑理路、再造困境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乡村软治理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软治理可以以隐蔽的形式使政府的治理方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柔性疏导、协商民主、文化挖掘、乡贤治理等多种社会微领域的机制创新,依靠共同体的威信、信誉和舆论加以保障,改进乡村治理。乡村软治理自古有之,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基于历史—治理—文化视角,软治理正面临内外资源分化割裂、协商治理迟缓乏力、乡土文化衰败断层的再造困境。新型乡村治理的实践优化应从加强治理主体治道变革、创新“三治”融合机制、重建乡村文化体系三个方面实施,实现软权、软法、软术之治,以期实现村社善治。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从“赋能”到“价值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结构已然从“乡土中国”变迁更迭到“城乡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也应发生结构性调整：从前期外在“赋能”到当下内在“价值实现”,乡村价值需要被全面认知。从根本上来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质就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建构，这就需要对乡村价值在充分认知基础上进行活化、挖潜和实现，需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建设重要农产品供给区，彰显乡村生产功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显化乡村生态功能；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显化乡村教化价值；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新格局，凸显乡村社会价值。     

行政助力自治:对村干部“流官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流官化”是指村干部不再局限于由本村村民担任,而是由同一镇域内的镇村两级干部实行跨村、跨层级任职,乡村社会基础变迁背景下村干部自生秩序的断裂是“流官化”生成的内因。基层治理转型对村干部提出的专业化、技术化要求,加速其类型更替。“流官化”以行政供给村级治理主体的方式,填补了农村治理真空,重塑了正式激励机制,激发了村干部的治村动力,适应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其实质为行政助力下的自治。在当前阶段,村民自治应结合新的时代形势作出相应调适;强化乡村治理中的国家责任,依据村社自主性程度,合理调整助力方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村庄自主性能力。     

乡村生态环境的精细化治理:逻辑维度与实践进路

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成为阻滞我国农民追求和实现美好生活的突出问题,创新和完善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相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议题。破解当前农村治理理念模糊化、治理权责集中化、治理结构碎片化与治理过程粗放化并存的体制困境,应从价值、制度、结构与过程等维度探求农村环境治理的精细化转向,并在推动乡村环境治理的乡民驱动与价值濡染、以基层党组织为桥梁搭建精细化的制度体系、厘清共治主体的职权责与资源功能、打造信息开放共享与互动对话的平台和机制等方面,探索农村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实践进路。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内容构成、问题成因和优化路径

在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期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往往被视为影响治理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倾向忽视了由乡村社会丰富主体间交往关系所构成的主体结构的重要性,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也日益呈现出建构性制度建设理念与本土现实资源之间的张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利益关系错位等问题,从而造成了对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阻碍。鉴于此,有必要审慎地分析评判此前治理主体结构模式及其制度建设理念,通过厘清存在于现有主体结构中的主体缺位、权力越位、职权错位等矛盾问题及其深层成因,以完善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结构、推进村务公开、加强制度供给为基本路径,依托本土资源,不断调适、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本土理论与实践的同步前进。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有限性”及超越：基于适配困境的考察

迈向数字秩序的基层治理,如何应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秩序与规则转变,如何进行多主体参与的确权与履责重塑,以超越数字赋能的“有限性”,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与挑战。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中“价值有限性”“结构有限性”以及“功能有限性”的理论性解读,深入剖析实践中基于“目标价值—业务标准—技术应用”的三维适配分析框架,发现技术驱动与赋能延伸在“人与数”“管与治”“整与碎”方面造成了多方供需失衡与规则失配,导致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向“数字负担”演化。应通过理念上重构数字生态价值规范、制度上构建标准化体系、业务上完善系统保障对接、技术上优化基础数据回流共享机制的多维协同耦合策略,不断完善“价值”与“技术”同频的基层数字治理。     

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路径探析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在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需求下，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描绘出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推动基层党的建设的具体路径，诠释了党领导人民推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宗旨目标。剖析当前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聚焦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对探究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路径有着重要意义。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须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领头雁”的引领力；加强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主心骨”的凝聚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激发农村基层治理“排头兵”的爆发力；加强能力建设，不断赋能农村基层治理“主力军”的战斗力。     

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公共性是乡村治理的价值坐标，乡村善治，既彰显了乡村治理公共性的历史必然，也反映了乡村治理理念的变革。就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状况来看，存在公共价值理念阙如、公共空间失落、公共文化式微、公共组织功能弱化等公共性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要厘清面临的公共性困境，探讨公共性价值重构和实践路径，推动乡村社会由“良序”走向“善治”。     

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关联、社会行动与路径创新

"模糊经验粗放"是基层公共服务治理亟需克服的"木桶短板"效应.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经验治理、资源错配、协同乏力、方式模糊、标准缺失、技术粗疏与管控粗放同存的困境样态,破解基层公共服务建设"短板",探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是服务体制机制转换、知识工具支撑、现实窘境倒逼和治理绩效目标追求的逻辑必然.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要以科学性、整体性、协同性、规范性为原则,以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制度规制引导、"精明行政+社会服务"双元机制建构和问责机制的设计,对"政府核心—社会多元"行动者进行有效引导.从服务价值创造、主体服务职能厘定、府际跨部门协同聚合、多主体合作共治、网络智能互促融合等层面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实践的行动路径创新.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基于鄂西W村的实践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理论出发，结合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地方实践，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需求的内因与外缘之间互动互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是内因；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是外缘。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遵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力量参与须因地制宜契合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才能够真正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