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及共政治结构刍议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启动于圣德太子改革，初步形成（模型化）于孝德天皇与天智天皇的大化改新时期，制度化于大化改新矛盾积累导致的“壬申之乱”后的天武天皇及其继任者持统、文武、元明天皇时期，中间走过了百年左右的曲折历程。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的三部曲。从政治结构上看，古代天皇制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它是中国式皇帝制与日本祭祀制的统一。古代天皇制特殊的政治结构对后来的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天皇制的近代性与现代前景

日本近代天皇制，昨天是明治天皇，是统治权的总揽者，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今天的天皇是象征天皇，象征日本国和国民和谐。他只能行使国事行为，没有国政权能。因此，象征天皇不是日本国的元首。其国事行为又不能独立行使，必须内阁的建议与认可。明天的天皇是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为依据的。在日本3种社会势力中，以社会右翼为代表的天皇像，肯定是不得人心，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主张断然废除天皇，也背离国民众望。只有广大的社会中坚，在60多年象征天皇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他们的天皇像才有望在国会中通过。     

浅议日本外交的"两面性"

日本社会的"双重性"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也同时反映在日本的外交上.日本外交语言的隐晦性与多义性以及其外交姿态与走势的多变和不可琢磨的特点,应是其外交两面性的外在表现.在日本的外交中,两种对立的极端可以共存一体,表现为一明一暗,一表一里,并会在演进中互换着位置.准确地解读和认清日本外交的"两张脸",对于我们制定对日外交方针,正确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必要的.     

日本“尊皇爱国”教育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以明治时期的修身教育与战后历史教育为例

修身教育是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教育内容,明治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不断强化修身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随着《教学大旨》等教育法令的颁布实行,国家主义思想、尊皇思想、忠君爱国思想不断渗入到修身教育中,尤其是天皇被神话以及明治宪法对天皇"神圣性"的保障,使得修身教育完全变成了"尊皇爱国"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由于战后日本没有一个清算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国际环境,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完全打碎,使得其在历史教育中,基本延续和秉持了"天皇神圣"、"尊皇爱国"的思想,从而不断出现首相、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战争的现象。     

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

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的关系由最初的依附追随型到逐渐地走向要求与中华帝国的"平等".日本与朝贡体系的关系,更多的是依据非理性的功利性原则来确定彼此的关系,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近代后,日本虽然形式上跻身于主权国家的行列,但在观念上依然没有摆脱古代华夏文明体系的制约,并在国际实践中试图重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朝贡体系--"大东亚共荣圈".     

招蜂引蝶的日皇次子秋筱宫

前一个时期,日本个别杂志出现过有关平成天皇次子秋筱宫有泰国情人的报导。起因是4月初,秋筱宫突然宣布因去泰国研究鲶鱼,不能出席天皇举办欢迎克林顿总统的晚餐。日本是一向十分重视皇室外交的,作为地位仅次于天皇、皇太子的秋筱宫竟然放弃履行接待国宾的公     

试比较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势.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立身出世”主义对日本近代文学发端期的影响——以森鸥外《舞姫》为例

明治维新后,日本传统的"士农工商"制度瓦解,但由于儒教等传统思想的影响,随着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以及西方借助实学出人头地思想的普及,形成了融"立身""出世"为一体、以出仕为目标的明治初期"立身出世"主义①,深深影响了社会各方面。本文以森鸥外《舞姬》为例,管窥该思想对近代文学初始阶段的决定性影响。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近代荷属东印度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由于近代日本侵华,荷属东印度华侨与祖国同胞及东南亚各属侨胞联动,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随着有关运动的组织方式日趋成熟,当地华侨与日商之间的商业矛盾也逐步激化.这种对立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达到顶点.因受到复杂的国际因素和荷属东印度华侨自身商业特点的影响,虽然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与之前相比更具组织性,却未能持久.另一方面,日本虽欲积极反制,却无法撼动当地华侨的支配性商业地位,于是便将彻底瓦解当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希望寄托于日军占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