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樊山判牍》看清代女子继承权

传统对继承权的讨论多仅限于男子,翻看《樊山判牍》,惊奇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女子继承的案例居然有数十起之多。可见,当时妇女继承权已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本文仅就《樊山判牍》所涉案例,讨论樊增祥所处时代女儿及妻、妾对于财产的继承权利,并试图从中找出历史原因。     

《民事诉讼法》修订对海事诉讼的影响

针对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创设和完善的诸多程序制度,首先简要探析了海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当前的海事诉讼立法已无法满足实务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将对海事诉讼法律适用产生重大影响.继而论述民事诉讼法与海事诉讼法是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并着重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对海事诉讼的影响,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益诉讼制度、诉讼保全制度、域外送达制度和其他新规定对海事诉讼的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影响.     

从既判力角度探析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

当前我国将民事诉讼类型明确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之间存在牵连和竞合关系。既判力扩张理论能有效促进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衔接。构建促进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衔接的既判力扩张制度需从主观范围、客观范围、示范性诉讼、预测性判决等方面着手。此外,还应构建配套程序,保障制度规范性以及个人利益。     

清代州县的法律生活图景——读《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

作为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的一种,吴佩林教授的新作《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于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系统利用四川《南部档案》,并结合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四川《冕宁档案》、浙江《黄岩档案》、浙江《龙泉档案》等清代州县档案以及传世文献、田野调查等资料,打通从民间到衙门的解释渠道,就民事纠纷在民间社会的产生与调解、上诉到衙门,直至县官的裁决这一过程作了精细的实证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清代州县鲜活的法律生活图景。     

日本国际私法现代化的最新进展——从《法例》到《法律适用通则法》

《法律适用通则法》是日本为实现其国际私法立法现代化的目标而对《法例》进行修订的结果。《通则法》对《法例》的修订,不仅体现在立法名称和法律语言的现代化上,更体现在法律适用规则的现代化上。在法律适用方面,《通则法》主要对行为能力、后见开始的审判、失踪宣告、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益以及债权转让等领域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了完善。《通则法》的制定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有一定借鉴作用。     

《清代民间契约中的法律——民事习惯法视角下的理论建构》简介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李力教授的博士论文《清代民间契约中的法律——民事习惯法视角下的理论建构》于2005年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该论文是在我国著名法学家、法律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宪义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于2003年完成并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的。作者将其论题置于探寻中华法系的民法传统以促进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制度的构建这一背景之下,选择清代民间契约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挖掘民间契约中所表达的民事习惯和习惯法。选择这一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民法不发达,刑…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实施所引发之思考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之争历来已久,是用专章专门立法,还是走法典化的道路,学者们各执一词。随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颁布,争议本应尘埃落定,由于该法的颁布并未能解决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所有问题,从而引起更多争议。根据各大法系的国际私法立法实践和该法颁布后所引发的法律适用的困境以及中国目前的国情,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模式应当是采取国际私法法典化的立法模式。     

诉讼标的与既判力关系之研究

诉讼标的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连接民事诉讼法学各大理论的纽带,是民事诉讼法学各大理论的基础。本文通过对诉讼标的与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界定,深入分析了诉讼标的与既判力客观范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诉讼标的理论的既判力客观范围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一步研究了诉讼标的理论对既判力理论发挥的基础性机能。     

民事恶意诉讼与民事诉讼策略辨析

民事恶意诉讼在新近民事司法实践有愈加频发之势,相较而言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则滞后许多.而当前司法现状下,究竟是民事恶意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策略,认定中常有两可的尴尬.这对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即针对这一论题展开.希望对司法实践以及该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解

本次修改民事诉讼法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随着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呼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而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对原告主体资格限定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存在法律障碍;二是部分实体法对原告主体资格作出扩张性规定,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海洋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但程序法规定的缺失,导致诉讼救济渠道不畅、法律保护不力,且存在着法律之间不够协调等问题。但是,基于我国国情,目前立法不宜走得过急,而应先集中解决制约公益诉讼开展的起诉条件问题,即设定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和确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至于公益诉讼的其他问题,留待以后总结经验后再逐步作出规定。     

论民事审判权与法官的中立——从诉讼目的看审判权与中立之界限

民事诉讼审判权与法官中立 一、民事诉讼审判权 （一）民事诉讼构成要素     

民事恶意诉论与民意诉讼策略辨析

民事恶意诉讼在新近民事司法实践有愈加频发之势，相较而言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则滞后许多。而当前司法现状下，究竟是民事恶意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策略，认定中常有两可的尴尬。这对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即针对这一论题展开，希望对司法实践以及该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和谐视域下的诉讼调解制度——以张家界市的民事诉讼调解为例

在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诉讼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将长期存在。传统诉讼调解因缺乏规范性而被质疑，本文结合本地区民事诉讼调解实践，对民事诉讼调解存在的社会基础及回热的原因做出了分析，提出了规范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对策。     

《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公益诉讼

随着生产与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一些民事违法行为,因其自身特点难以进入司法程序被追究法律责任,导致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制裁与矫正,公共利益受损难以得到及时司法救济。     

论中国《法律适用法》中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该条所谓的"法律"并不要求强制性规定必须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该条中的"强制性规定"一般来自法律与行政法规。尽管如此,我国法院仍然可以利用两个途径考虑地方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的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涉及宽泛的民商事关系。强制性规定可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于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法律与行政法规对其效力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若无明确规定,不能仅以违反此类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合同领域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分为"管制型规范"、"半管制型规范"和"衡平型规范"。管制型规范应直接适用;而衡平型规范的适用必须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半管制型规范只有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直接适用。     

民事诉讼证据中有关鉴定的诠释与规则适用探讨

新《民事证据规定》涉及鉴定条款占所有条款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条款又约占整个鉴定条款的60%。这种大幅度对鉴定问题的修订,彰显出鉴定在民事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与实践中的突出作用。这些有关鉴定条款的修改、新增和删除,除理顺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的关系和回应民众对鉴定的需求外,侧重于人民法院对鉴定委托的管理和对鉴定人活动的规范。具体体现为加强鉴定委托管理、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限制鉴定人撤销鉴定意见、严格鉴定人承诺和作虚假鉴定等方面的责任,尤其是鉴定费用退回的制裁方式。但也存在规范鉴定人和法官行为的失衡,以及条款间及其与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协调问题等。对此需要在尊重诉讼规律、科学规律和证据规则本质的基础上,以司法改革、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以及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衔接和协调的综合视角对有关鉴定的规定作出理论诠释与适用说明,不宜孤立地解释条款的字面含义,以免导致实践适用上的失控。     

浅谈《民法典》中的习惯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将习惯作为民法的一种法律渊源写入其中,这是对《立法法》的一个突破.如何正确适用习惯,成为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诉讼问题研究

随着服务行政的扩张和公务民营化改革的深入,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混合并存的案件日益增多,对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提出了新要求。目前,从我国的诉讼实践来看,由于立法的缺失,＂一并审理＂是审理这类型交织案件的主要方式。为及时、合理解决行政、民事重合案件,需要设定相应的解决程序。     

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

《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本是为了回应守旧大臣的批评,适应当时改革的即时之需。为此,它被定位为一部暂行章程,这导致了它简单、务实的立法风格。不过,与这种风格不协调的是,立法者又显然试图将一些时人并不熟悉的制度引入中国。《刑事民事诉讼裁判等项法律》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过程提供了线索。根据现有史料,不足以断定伍廷芳就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督抚对该草案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礼教派攻击法理派”。这次立法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终止,但是,作为法典编纂的一个失败案例,它却给后人以长久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