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和谐与公共道德——基于社会和谐的微观视角

基于社会和谐的微观视角,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微观载体,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靠公众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参与和在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自觉;公共道德是推动社区和谐的基本力量,而和谐的社区又可以孕育新的公民品质。主体多元、稳定有序、互惠互利、公平正义、共同维护等都可作为社区和谐公民治理模式的基本要素或理念;而普遍的道德公共理性(道德自觉)存在与否是社区和谐与不和谐的根本区别所在。公共道德的层次性和行动示范激励决定了社区和谐的向度,因此,促成社区和谐与公共道德的良性互动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工具性选择。     

从单位社区向公民社区的转变——浅论城市社区公民参与机制的发展

随着单位社区的边缘化,现阶段在中国出现了公民社区这个概念。公民社区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为新型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公民是社区规划的价值基点,因而在社区建设和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必不可少。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建设中,公众参与严重不足,为此应加快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社区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社区自治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     

社会资本:民主发展的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所蕴涵的信任合作、心理认同、参与网络等是民主发展的内源基础.我国民主建设的困境,在于民主的社会资本基础薄弱.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公民间信任关系,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构建公民参与的载体,是走出民主建设困境的重要途径.     

当代西方公民参与理论的发展进路与现实困境

基于对精英代议制民主纠偏和改革传统公共行政弊端而兴起的当代西方公民参与理论,从理论上批判代议民主制和效率至上的公共行政排斥公民参与的传统,积极倡导公民参与,并在实践中构建出公民参与的具体模型。在理论上厘清当代西方公民参与的发展进路,并分析其在现实中遭遇的多重困境。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西方公民参与理论本身还存在诸多分歧,但不同理论派别都在努力地从不同角度寻求突破困境的可能出路,为解决西方社会诸多现实问题提供可行路径。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社区管理体制涉及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向,以及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及与行政相调适的问题,目前主要存在行政化和自治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解决社区行政与自治的调适问题应区分社区管理体制的两种理解,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和自治机制,明确界定社区自治的内容和范围,构建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和自主决策、管理、服务、监督的自治机制,构建社区与政府双向互动的议事协调机制。     

媒体信任与公民的社区志愿服务参与

在信息化时代,媒体日益成为公民志愿参与的虚拟社区,它在传播公共知识和激发公民志愿参与等方面具有其他中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媒体的志愿参与机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到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识、程度和效果.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就是在实证层面上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其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是其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引导公民对社区志愿服务积极而有效的参与,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并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培育公民的志愿精神与促进参与式民主的成长.     

协商民主理念下的社区治理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多元利益整合机制,是我国社区治理重要政治选择。协商民主下的社区治理求我们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参与网络。     

利己型参与动机与利他型参与动机:中国本土化语境中的融合发展

本文从中国的现实场景出发揭示中国公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所在.实证研究最终显示中国公民参与志愿服务与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动机是利他与利己动机的结合产物.因此,如若要实现中国公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大幅提升,政策制定者应该从两种动机的共同培养做起,以便最终实现中国社区志愿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     

密尔论公民与政府关系及其启示

公民与政府关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需要处理的第一大关系,两者之间的和谐状态是社会和谐十分重要的方面.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位转折性人物,密尔早在19世纪中叶就对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对政府形式的选择、好政府的标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公民与政府的权力划分等作过许多精彩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处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角色、构建和谐的公民与政府关系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我国地方政府决策中公民参与模型的改进和完善

公民参与作为一种民主实践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阿恩斯坦等学者基于西方社会所提出的公民参与模型无法有效解释我国公民参与的现实困境。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问题的分层次研究方法提示我们,完整的公民参与模型应当包含两个层次,即操作机制及其制度背景,后者可以为公民参与的主体提供必要的约束与激励。立足我国相关实践,公民参与的修正模型可以较好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民参与的困境,并为我们促进公民参与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网络-中国公民意识崛起的动力

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意识的成长提供了契机.网络虚拟公共领域的构建与网络民主的参与形式对公民意识的培育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由于网络自身的特性所致,网络对公民意识培育也存在数字化鸿沟、信息管理和文化上的困境.只有完善各种法规制度,发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加强网络伦理的研究,才能趋利避害,发挥网络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积极作用.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

实现治理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社会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则是让社区成为公民自治的空间。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自治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制度缺乏，以及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     

构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化参与机制

参与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生命线,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社区和谐就不可能实现。社区参与的规模、程度和制度化水平将直接关系到社区发展的整体变迁和目标管理。组织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建设新生活,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动力源泉,离开了居民的社区参与,就没有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探析

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搞好新农村社区建设对我国农村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目前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农村新型社区的现状和困境,通过引进社工理念,构建高素质的社工队伍,从社会工作视角探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之路。     

公民意识与城市社区建设——对西安市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现状的个案研究

公民意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元素。南方雪灾、"5·12"地震灾害等公共危机事件促使我国公民意识崛起,但在事件过后,人们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公民意识值得探讨。城市社区是政府基层组织单位,具有与辖区公民"面对面"的互动优势,居民自治是社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社区既面对政府,又面对辖区公民,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社区是培养公民意识的有效载体,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改善社区治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引入公众参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改变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大力开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等)可以有效强化公民身份的认同感,促使公民意识的产生和持久作用。     

参与式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参与式治理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是我国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参与式治理的关键在于公民赋权以确立公民参与主体资格,核心在于民主协商以保障公民在场表达利益,基础在于自主治理以建构公民主体性社会。在我国构建参与式治理模式需要加强分权制度改革,创新公民参与治理载体;发扬协商民主精神,畅通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推进社区自主治理,提升公民自我治理能力。     

和谐社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社区的建设应当以居民参与为重点,建设自治型社区,促进自我管理的和谐;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建设服务型社区,促进居民需求的和谐;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建设人文型社区,促进群体素质的和谐;以各方共建为依托,建设生态型社区,促进人居环境的和谐;以维护稳定为基础,建设平安型社区,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同时还必须建立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有效保障机制。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我国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及其出路

网络参与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公民实现网民民主、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形式。我国网络参与的不同类型主体之间仍然矛盾重重,并且主体的参与理念及其思维方式都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导致网络参与权实现的效度受限。我国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网络参与主体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矛盾;网络参与主体平等参与理念的困境;网络参与主体理性沟通和批判能力的缺乏。从司法与网络舆论的关系中,可以发现突破公民网络参与权实现的主体困境的可能方向。     

十年来我国公民参与现状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公民参与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公民参与的涵义与意义,公民参与的途径与方式,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应对建议等.对于公民参与的形式与途径,学者们分别从行政学、政治学及社区治理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应对建议,主要从公民、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