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理论体系再探——“第二届刑法犯罪理论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由山东大学法学院和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刑法犯罪理论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来自英、美、日、法、俄以及我国(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的5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第一届犯罪理论体系国际研讨会的基础上,依托各个国家的犯罪论体系,讨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犯罪理论体系的借鉴与整合。与会学者分别介绍了本国的犯罪理论体系,并就其结构与功能进行了分析,最后就不同国家犯罪理论体系的特点与如何构建新体系进行了热烈、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新时代与犯罪理论体系的重构(一)新时代的精神…     

单位犯罪的理论地位探析

单位犯罪的理论地位是刑法理论体系构建和单位犯罪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学界对于单位犯罪的理论地位的认识有着不同的倾向,单位犯罪理论地位是独立的犯罪形态。单位犯罪形态地位的确立实现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在犯罪成立和刑事责任上的一体化,有利于单位犯罪理论研究的展开与司法实务的有效进行。     

芝加哥社会学派犯罪理论述评

芝加哥社会学派关于犯罪理论的观点主要有犯罪的空间布局论以及犯罪的文化与符号观.芝加哥社会学派在理论成果、研究方法、研究精神等方面对犯罪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学派犯罪理论及研究存在局限,过分强调生物性因素;研究数据来源缺陷;忽视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建构,存在明显的非学科化取向;城市生态模型缺乏普遍性规律.     

犯罪理论研究的理性思考与严肃态度

犯罪理论的研究目前非常活跃，但是犯罪理论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寻找发现研究犯罪规律是犯罪理论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对此犯罪研究要防止过度的娱乐化、简单化、片面化，唯此才能揭示犯罪规律，建立犯罪理论体系，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社会治安的长治久安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     

犯罪论体系的思考

罪数论以及法条竞合、期待可能性、择一认定等应纳入犯罪论体系 ,作为法律后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应排除在犯罪论之外 ;构建犯罪论体系 ,必须妥善处理犯罪客体 (法益 )与构成要件 ,主体要件与其他要件 ,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 ,作为犯与不作为犯 ,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 ,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中止、预备 ,犯罪成立条件与排除犯罪事由 ,排除犯罪事由之间 ,以及“定罪论”与其他犯罪理论之间的关系 ;构建犯罪论体系 ,必须遵循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认定犯罪以及体系性、经济性的原则 ;可以构建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相并列的、两要件的、区分排除违法性事由与排除罪过性事由的犯罪论体系。     

犯罪论体系视阈下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之否定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系阶层式犯罪理论下经过两次修补而逐渐构建起来的理论,但在责任主义确立后,借助解释论的方法始终难以有效解决该理论危及犯罪论体系一致性的难题。据此,否定该理论的学说应运而生,但否定后以往的学说在给出的处理自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所为之不法行为模式中,同样陷入了有损犯罪论体系一致性的窘困。在现有的犯罪论体系下废除"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后,唯有求诸不作为犯理论,才能实现犯罪论体系的周延。     

盲人摸象、管中窥豹抑或多元融通——犯罪研究的一体化进路

犯罪学是专门研究犯罪事实（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人）的综合学科。基于事实反映的基本特征,实证研究是这个学科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犯罪学的实证研究,又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主流的犯罪学理论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学说看作完整的犯罪理论体系（如盲人摸象）。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的犯罪实证研究,不仅描述犯罪现象、解释犯罪原因、深入探讨犯罪人的实证作品屈指可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是严重不足。从一体化的观念出发,犯罪学亟需以整体思维协调相关学科、方法、结构、体系的关系,加强实证研究的同时,也要避免一以贯之的绝对主张（如管中窥豹）,寻求犯罪治理和学科地位的整体突破。     

信息时代犯罪定量标准的体系化构建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传统的犯罪定量标准体系在信息时代日渐滞后,难以适用于网络空间和网络犯罪。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定量标准在"点"上有所探索,但是在"面"上整体滞后,缺乏成体系的犯罪定量标准体系,根本无法对于信息时代不断增长和变异的新型犯罪进行公正、高效的定量评价。信息时代犯罪定量标准的整体创建遭遇着惯性阻碍,表现在信息时代犯罪定量标准体系的单一化倾向与数量化倾向。对于网络犯罪创建体系化的犯罪定量标准是当务之急;而创新全新定量标准体系的整体发展路径,是在采用复合化方案与情节化方案。     

加罗法洛犯罪学思想介评

加罗法洛将实证方法引入到犯罪学的研究中,提出自然犯罪理论,认为无道德异常便无自然犯罪,根据道德异常程度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构建了遏制犯罪的刑罚体系,呼吁国际社会应制定国际刑法典,共同遏制犯罪。他的理论片面而深刻,推动了犯罪学理论向全面发展。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相同点,容易混淆;二者也有区别,容易彼此孤立.如何掌握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对准确定罪和处罚具有重要意义.     

涉罪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研究——以A公司串通投标案为例

只有被证明是有效的合规计划,才能作为对涉罪企业从宽、免除处罚的事由,但合规有效性标准从合规诞生之日起就是个难解之题.从合规有效性标准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从技术性指标向文化指标转变的过程,合规有效性的核心标准是合规成为企业文化.与其问企业是否完成了合规计划的实施,不如问企业文化走向何方.奠定于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基础之上的...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产生、发展与依据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行政补偿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作为理论思维和实践经验的成果,该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缓解森林生态功能衰退和解决我国生态公益林经营管理的尴尬状况是该制度提出的现实基础,而对财产权的保护和“公平负担原则”则是该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     

日本的犯罪体系论

“犯罪体系”是为了制作和完善刑法总则而存在的。“共犯论是体系论的试金石”,“犯罪体系”是随着有关共犯论的现实需要而变迁的,不存在超越历史和社会的不变的“犯罪体系”。提倡“从问题的思考转向体系的思考”,努力探索使各个事案的结论达致妥当的犯罪体系。     

企业有效合规整改的基本思路

有效合规整改的基本目标,是涉案企业建立一套有效预防犯罪的管理机制,达到企业依法依规经营的效果。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合规整改应与日常性合规体系搭建具有本质的区别,将合规整改的"针对性"和"体系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对于一个涉嫌犯罪的企业而言,一旦被纳入合规监督考察的对象,一般应引入四项基本的合规整改要素:一是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停止犯罪行为,积极配合刑事追诉行动,采取补救挽损措施,处理责任人;二是查找犯罪原因,发现造成犯罪发生的制度漏洞、管理隐患和治理结构的缺陷;三是针对上述漏洞、隐患和缺陷,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纠错和管理修复,切断犯罪发生的因果链条,避免同一犯罪的再次发生;四是建立一种整体的、全面的和长远的预防犯罪机制,引入有针对性的专项合规管理体系。     

刑罚根据完整化上的犯罪分类——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行为犯的关系论纲

把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作为犯罪既遂类型,是一种理论上的因果倒置。这些概念并不是在明确了犯罪既遂标准后根据既遂标准的不同所作的犯罪分类。相反,侵害犯与危险犯、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划分,对犯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危险犯与侵害犯、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划分需要以法益理论为前提,以完整化的刑罚根据为视角。侵害犯与危险犯是以犯罪完整化的刑罚根据在性质上的不同(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法益的危险)为划分标准的。结果犯与行为犯是以刑罚根据完整化是否包含结果要素为划分标准的。由于两组概念的划分标准不同,因而并非对应或者并列关系,也非包含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交叉的结果,便形成了四种犯罪类型:实害结果犯、危险结果犯、侵害行为犯、危险行为犯。这些犯罪类型的划分是理解犯罪既遂的基础,但并非从属于犯罪既遂理论。     

法条竞合特别关系及其处理

特别法条惟轻,造成法条竞合特别关系的中国式争议。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结构差异,表明不必区分二者的"大竞合论"不能成立。法益同一是判断法条竞合的实质标准;"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是注意规定,是法条竞合适用原则的重申。"异质的法条竞合"现象下特殊法条数额标准的双重任务以及"典型(常态)立法技术",表明"特别法条惟轻"立法并非没有章法;即便立法有误,适用重法优先原则也无异于让行为人为立法错误"埋单";罪量要素的特殊性表明,应先运用法条竞合理论决定行为类型定型,再根据数量要素,判断该行为是一般违法抑或犯罪、轻罪抑或重罪。只有交叉、双包容关系下的法条竞合,方有"重法优于轻法"之适用。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Crimes of the Powerful

Over the past six decades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the crimes of the powerful have developed a respectable body of literature. Owing to th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richness of these contributions, the crimes of the powerful sub-field is ready for critical interventions to be made on the plane of scientific method. Moreover, such interven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necessary owing to the disciplinary hegemony of an orthodox empiricist approach which erects a problematic boundary between empi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rimes of the powerful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o aid a critique of this approach, this paper will employ the scientific framework of classical Marxism to decipher the peculiar problems which flow out of the orthodoxy’s method. It will be concluded that while classical Marxism offers a more rigorous framework for penetrating analyses of the crimes of the powerful, orthodox scholars have nevertheles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which should also be utilised in future research.     

民法上支配权与请求权的不同逻辑构成——兼论人格权请求权之独立性

请求权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逻辑上的必然安排。救济关系系在特定人之间展开,所以救济权必然表现为一种请求权。救济权这一性质的确立,标志着民事责任制度由公法向私法的回归。救济权分为退出式请求与割让式请求,因而包括人格权在内的支配权保护之立法,存在着两种抽象方式：一种是以“救济权的性质”为抽象的方式,导致支配权请求权在法律制度上的独立;另一种是以"救济权的内容"为抽象方式,导致支配权请求权存在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从而丧失独立性。在后一种立法模式之下,支配权请求权的概念和理论上的独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关系和规则原理,在统一的侵权责任制度下仍应有所体现。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规定之证成

2013年以来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有一明显趋势,即将行为人曾经受过行政处罚的事实作为定罪情节,纳入犯罪成立与否的考量之中。对这一现象,我国刑法学界多从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质"的差异,或者客观主义刑法观的角度出发予以否定。但是,在我国"定性+定量"的刑事立法模式下,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以"量"的差异为主、质的差异为辅,行政违法性"量的累加"可以产生刑事违法性。"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综合考虑了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主观可谴责性程度,不仅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等定罪时应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有利于弥补劳动教养废除后的制度空白,调整我国"结果本位"的刑法结构,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     

对当前农村涉爆犯罪有关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农村涉爆犯罪突出,给人民生命财产、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通过对当前农村涉爆犯罪个案和总体分析,探讨引发这类案件的原因,针对这些情况,提出积极疏导化解纠纷、矛盾,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对民爆器材实施“封闭管理”;注重涉爆犯罪信息收集,严厉打击涉爆犯罪,维护农村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