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研究

透视现已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家庭型”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国家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成克杰、张德元等案件。“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求有裨于司法实务。     

论混合主体共同受贿犯罪

混合主体共同受贿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犯罪。关于混合主体共同犯罪问题,一直以来就备受关注,尤其是在两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一是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争论;另一个就是关于非国家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的实行犯的争论。本文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评论,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仅能够成为受贿罪的共犯,而且能够成为受贿的实行犯。     

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犯受贿罪的,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     

挪用公款罪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条文和司法解释都相对较少，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共同犯罪和犯罪数额认定方面存在较多争议，本文结合立法原意和司法实践，对相关问题作一定解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实务。     

共同金融犯罪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在共同金融犯罪中,无特定身份者可构成有特定身份要求的金融犯罪共犯,但无特定身份者不可能成为有特定身份要求的金融犯罪实行犯。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构成的共同金融犯罪是否以身份犯性质的金融犯罪定罪,关键要看有特定身份者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单位也可以成为共同金融犯罪的主体。承认一定范围内的片面共犯为共同金融犯罪与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理论并不对立,而且也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并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共同证券、期货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现代社会中证券、期货犯罪以共同犯罪形态出现较为普遍 ,其中不乏值得探讨的疑难问题存在。本文着重就共同证券、期货犯罪中自然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单位以及单位与单位所形成共同犯罪认定中的难点问题从理论上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意见     

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

受贿罪作为典型的身份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共同受贿犯罪认定困难的情况.本文结合司法实际、受贿罪的特点和共同犯罪的有关理论,对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进行较详细的阐述.     

电信诈骗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电信诈骗与传统诈骗相比，多为团伙作案，犯罪手段更加科技化而且隐蔽性更强，因此其在共同犯罪和数额认定两个方面仍存在一些疑难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电信诈骗集团中，除了首要分子外，诈骗行为的具体实施者该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以及犯罪数额该如何认定，可以综合考虑共谋的明确程度、行为具体表现以及事后分赃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辨析。     

网络共同犯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网络空间中的共同犯罪,由于犯罪人之间往往是单纯的技术配合,彼此之间互不相识,甚至永生不会谋面,从而使该类犯罪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上、网络单位犯罪与网络共同犯罪的区别上、共同犯罪的聚合形式上均产生了困难.犯罪方法和犯罪手段呈现出的网络化特征,使网络环境中的共同犯罪问题成为刑法理论急需给予关注并加以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计算机网络共同犯罪的含义及特点的分析入手,网络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网络单位犯罪问题网络聚合性犯罪的性质及其认定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干股受贿型犯罪数额的司法认定

[基本案情]被告人邓某某,男,生于1961年7月5日,四川省洪雅县人,汉族,大学文化,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洪雅县支行(以下简称洪雅农行)行长、原中国农业银行眉山市分行资产经营中心调研员。2003年1月3日,邓某某与龚某某、李某某、游某某、古某某共同组建了洪雅县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约定龚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商业贿赂罪之刑法本体界定

商业贿赂首先是一个经济法上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必须区分经济法上的商业贿赂和刑法上的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商业贿赂犯罪是对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贿赂犯罪的集合称呼,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罪名,而不是仅仅指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     

论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中止区分为视角

共犯关系脱离理论是源于域外的一项重要制度,无论是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还是在英美法系的美国英国,在其刑法理论中均积极的研究这一制度,并将其作为共犯理论的重要问题。共犯脱离理论与刑法中的共犯中止理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这一全新的制度毕竟不同于共犯中止理论。如果能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处罚的均衡、发挥刑罚个别化机能、实现刑罚的目的等诸多机能。     

受贿犯罪主体的疑难界定

受贿罪是一种发案率高、较为复杂的犯罪。本文立足于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实质,分析了该罪主体要件中的三个疑难问题,提出了受贿犯罪主体的有关具体界定标准。     

共同过失犯罪浅析

在刑法解释论中,共同过失犯罪是指多个不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人分别实施了违反各自注意义务的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犯罪形态。共同过失犯罪须由两个以上合格主体且不承担共同注意义务、各主体都实施了过失行为,多个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危害结果。对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处罚,应坚持作为分成原则和监督对等原则,才符合我国"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的刑事法治原则。     

商业贿赂犯罪证据特殊性分析

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性、文本性、隐秘性决定了商业贿赂犯罪证据收集和运用过程的复杂性、艰难性、易变性。准确把握商业贿赂犯罪的证据特点和规律,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日本受贿罪立法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日本刑法中关于受贿罪规定了7个具体罪名,各个罪名之间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补充。不同的具体罪名虽总体均属受贿罪,但每个罪名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又有所不同,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立法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行为基本模式、特殊行为的规定模式及法定刑设定模式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重大。     

论贿赂推定及其适用

推定 ,是一项证据规则 ,指司法者借助现存的事实 ,并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的一种假设。贿赂推定 ,是适用于贿赂案件的特有的一项证据制度 ,其具有自身特点、适用价值。认为贿赂行为推定认定是从法律证据角度提出来的一项证据规则 ,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推定在认定贿赂行为的相关规定。为了司法实践的需要 ,建议对贿赂推定予以技术设计 ,在立法上作出规定后 ,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来。     

论受贿罪的主观超过要素

就受贿罪的主观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受贿罪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纳入主观要素的范畴,并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该类犯罪的隐性超过要素,进而得出在受贿罪的故意中,存在两元主观超过要素的结论,以期对司法实践作出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