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世纪英国的济贫法制度

圈地运动的大规模展开和工业革命的开始进行使得英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贫困和失业问题成为英国社会的核心问题。然而,英国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的看法却存在很大争议。这一时期,英国济贫法制度发展变化的突出特点是各种贫民习艺所和济贫院的广泛建立、对失业者提供的劳动救济以及救济实施的相对宽松性。此外,医疗救济的出现以及济贫管理的改善等也使得18世纪成为英国济贫法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转型期的伦敦移民问题与政府治理

16—17世纪的移民问题,特别是移民贫困与流浪问题,一直是困挠伦敦发展的重大问题。文章考察伦敦济贫主体与政府治贫方式的转变。考察表明,伦敦政府开始从社会和谐与人的发展来思考问题,从教会手中接过济贫大权,对贫困移民进行集中慈善救济和职业培训。     

论建国初期儿童救济组织的社会改造

儿童救济组织,是社会慈善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对慈善领域中的各种机构与团体,并没有彻底否定、一举清除之设想,在巩固政权、恢复生产、稳定国民经济的努力下,地方人民政权与各种救济团体一度形成了积极互动的关系。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而出现了转折,从1950年末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中,全国掀起了改造旧有慈善团体的浪潮,原有的儿童救济组织也在此浪潮中陆续被取缔、接收、合并、重组,在暴风骤雨中完成了其自身的社会改造。     

社会工作局的“公设民营”

我们这次赴澳门采访,前期即是与社会工作局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协助,在澳门采访期间更得到了社会工作局的多方支持,所以对这个机构有了一定了解。社会工作局的最前身为在1938年所创办的公共慈善救济总会,为贫困市民提供＂救济性＂（金钱上或实物上）的援助服务,主要的服务是向所有开展救济服务的社会团体提供资助,同时亦为贫民发放救济金服务,监管所有收容孤儿、弃婴和贫民的社会服务机构。     

慈善与枷锁:论宋代地主对农民的救济

在宋代,由于土地制度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促使乡村社会的救济活动兴盛起来,而地主对农民的救济又是宋代乡村社会救济事业中的主体活动和主要表现.地主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对农民的救济,包括赈灾救荒和济贫恤穷两大部分.地主开展对农民的救济,是积德修善、求取平安、收取租息、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以及维持生产的稳定和继续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地主对农民的救济对农民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一方面纾解了农民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给农民套上新的枷锁,它使农民背负上难以摆脱的债务问题以及权利对地主的让渡.     

宋代民间借贷与灾荒救济

借贷关系是灾荒救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宋代,以富民为主体的民间借贷取代官方借贷,成为灾荒救济的主导性和关键性力量。虽然在灾荒的冲击下,民间借贷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但其负面影响主要是因借贷关系的紧张而引起的,恰恰从反面反映了民间借贷对于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在长期的救灾实践中,宋政府逐渐认识到,民间借贷可疏不可堵,在限制其不利影响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和鼓励,使其在灾荒救济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关于制定慈善事业促进法的议案

案由:慈善事业促进法旨在是通过规范慈善组织的设立、管理以及规范有关社会捐献及其资金管理、救助、监督等方面的关系,从而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在我国,政府举办的社会救助和公共福利与民间慈善组织所从事的慈善事业都对济贫解困、缓解社会危机、促进社会和谐发     

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

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两宋时期政府的慈善救济机构发展到了一个巅峰.两宋政府意识到社会上都市贫民阶层的存在,并为此创立了安济坊、居养院等官方救济机构,收容都市中贫穷、年老、生病的人以及弃婴.政府的社会福利性救济在宋代形成了一套体系,已经颇有近代国家福利政策之风.     

农村社会救济体系构想

农村贫困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救济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手段。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贫困人口数量庞大,传统的社会救济模式无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寄希望于在农村建立广泛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不现实的。基本生产条件的具备是农民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首要条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救济问题,必须首先拯救农业,对农业实施救济,确保农民拥有基本的生产条件。科学的农村社会救济体系应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构成。     

官办抑或民办:中国慈善事业在网络化时代的变局

围绕官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线索,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慈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官办"慈善"垄断与民间慈善消失阶段(1949~20世纪80年代末)、官办慈善主导与民间慈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11年)、官办慈善危机与民间(网络)慈善壮大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以后的慈善变局,是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历史纠葛在网络化时代的集中爆发,是机会建构的产物。通过雅安地震灾后官办与民办两种慈善组织的募捐行动对比,能够管窥这一变迁过程。面对线上新格局,中国慈善事业将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两种慈善组织的互动中,可以探索"三步走"的规划,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性路径。     

中国式救灾：十年频现“捐赠秀

当灾害来临之际，民间公益捐助是国家财政救济的重要补充，本来是件值得大力提倡的事情。但是，一少部分企业却借机上演“捐赠秀”，开出“空头支票”。 民间慈善捐赠在当下是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先富起来的群体及企业吝于慈善，更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1998年发生洪水灾害至今，十年过去了，当初的“捐赠秀”仍在不间断地上演。“捐赠秀”者是典型的社会效应牟利者，其中暴露出的问题，恐怕不仅仅是空泛的麓德谴责所能解决，更需要在法律制度上加以规范和制约。     

慈善组织参与扶贫领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与对策

贫困是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治理贫困需要创新当前社会管理模式,由政府单中心扶贫转为为政府主导多中心扶贫模式,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一体化的贫困治理社会支持网络。慈善组织是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扶贫领域逐渐从被排斥、被吸纳到主动参与共治,在扶贫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与功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战略定位与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慈善     

民间公益慈善期待“松绑”

汶川大地震后，众多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迅速走向前台，拾遗补缺，成为政府赈灾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兴起，使计划经济模式下建立的传统公益慈善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和非公募基金组织在通过自己的渠道发动力量募集抗震救灾款“被迫”捐赠到官方慈善机构后，不愿只充当募捐者的角色，他们希望“有独立的参与和专业的介入”。然而，官方慈善机构“孩子过继出去了，就不能天天跑过去教育孩子”的观点依旧。“这次大地震后排山倒海般的善心和善款表明，中国国民现在既有举善之心也有举善之力，是对民间公益慈善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了。”一位基金会的负责人说。     

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及其社会意义

由唐入宋, 由于土地制度的变化, 贫富分化愈发严重。 与之相伴随, 贫困问题日益突出。 对此, 宋朝廷一改前代 “轻济贫重恤穷” 的救助传统, 首次将贫困问题纳入国家社会保障的范畴。 为了甄别贫困人口以便进行社会救助, 宋朝廷设立了类似于现代社会贫困线的贫困救助标准。 一条标准行之于乡村, 以占田 ２０ 亩以下者为贫人; 另一条标准行之于城市,以家业钱在 ５０ 贯以下为贫人。 纵向上看, 宋代社会贫困线的推出, 标志着社会保障思想较之前代发生重要转变, 即国家对于贫困问题的正视与责任; 横向上看, 与迟至 １７ 世纪才开始履行国家济贫责任的英国相比, 宋代的济贫实践无疑具有超前性。     

“丁戊奇荒”中的晋商慈善活动

<正>我国的民间慈善活动在宋代已初具规模,到明清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清代前期国家荒政占有主导地位,到中后期随着国家荒政的衰败和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的加强,民间社会救济活动不断兴起,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让“慈善”与“法度”同行

正作为一个乐善好施的民族,我国的慈善思想古已有之,且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施政主张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我国以拯救世道人心,扶弱济贫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慈善思想。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孟子强调"恻隐之心"……这些施政主张正是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所在。而且,在它们的影响下,我国的慈善思想从诞生之初就呈现出极强的实践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由政府层面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相当发达,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很活跃。这些共同构成了我国悠久的慈善文化传统,同时也为     

国外慈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启示

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大多属于官办慈善，或者是在官方默许下的民办慈善：欧洲古代慈善大多是在宗教活动支撑下开展的，或者晚近时期国家主导下的宗教慈善：美国慈善活动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建国史一样长。尽管慈善的诞生地不在美国，但在最近的一百年当中，美国慈善理论和实践无疑最受全球瞩目。本文主要以美国为标本，从慈善组织的角度切入，研究分析国外慈善事业如何围绕慈善组织的理论、法律、监管进行的一系列实践，并在此基础上综述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启示。     

平民慈善能走多远

林如新从正月初五起就开设粥棚,救济穷困群众和一些打工者,已经坚持2个多月,是什么原因导致作为慈善义举的施粥行为不能持续呢?     

关于规范经济纠纷私力救济问题的探讨

针对目前民间存在的私力救济解决经济纠纷问题，各地公安机关存在处置宽严不一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要分清插手经济纠纷和处理经济纠纷引起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区别，区分正当的私力救济方式和非法的私力救济方式的不同，根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的大局出发，对私力救济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打击处理。     

我国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管理创新——一种善治的话语分析

基于善治理论视界,政府与社会合作提供公共物品是必要的、可行的,可以有效应对我国公益性公共物品政府供给不足和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发展的双重困境。其中,政府管理创新尤为重要,信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政府应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给予相当大的信任度,改审批制为备案制;政府需要对民间志愿性慈善组织的发展做出规划、提供资助、专业指导和培训和服务,以促进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