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转型视角谈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重构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单位功能的变迁，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由单位等社会组织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和监护权力机关已不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我国应以制定民法典为视点，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回位亲属法（婚姻家庭法），从区分亲权照顾权与监护权、构建亲权制度、完善监护制度等方面重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对亲权制度的再认识

我国内地现行的监护制度需要修改已经是多数学者的共识,但修改是否必然需要引入亲权制度值得讨论。亲权和监护除了在行使方式上有所不同外,其义务性的特征是相同的,所以对亲权的性质归纳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值得商榷的。而且,亲权概念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偏差,容易引起误解和误用。因此,重新认识亲权制度,建立更合理更科学的调整父母对子女关系的制度成为必要。     

我国未成年人教养保护制度的立法选择

关于未成年人的教养保护,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分别采取了亲权与监护并行以及由监护吸收亲权两种立法模式。应在对亲权和监护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教养制度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关注大陆法系国家亲权制度的现代发展,借鉴亲权制度现代发展的成果,就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养保护设立父母照顾制度,与监护制度一起实现未成年人的民法保护。     

从罗马法"家庭"概念的演变看亲权与监护的制度关系

亲权与监护制度都脱胎于古罗马家庭法,区别在于家庭团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定位不同.在现代民法典中应发挥其互补的作用.     

亲权制度的流变及其现代发展的借鉴意义

渊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亲权制度，为大陆法系国家广泛接受，并经历了从“家族本位”向“亲本位”，再到“子女本位”，从父亲单独亲权到父母共同亲权、从支配权到照顾权的演变，德国更以父母照顾权概念取而代之。现代“亲权”制度以子女最佳利益为原则，以国家公权力介入防止亲权的滥用，是民法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制度。我国应借鉴大陆法系亲权制度的现代发展成果，设立父母照顾权制度，改造现行监护制度，形成父母照顾权与监护相互衔接的民法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有效提高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水平。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核心制度。但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组织监护人资格、监护权与亲权、监护种类、监护职责、监护监督等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     

论我国监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规定在《民法通则》和一些相关民事法律中的监护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对其进行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从立法上将亲权与监护分立;完善监护人的有关规定;扩大被监护人的范围;完善监护的内容;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人和监护监督机构。     

监护法律制度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问题探讨——基于湖北省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现状的调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现状的抽样调查表明,父母监护缺失背景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在生存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和发展权方面面临一系列困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法律制度在设计理念、保护范围界定、亲权监护和国家监护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要改善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现状,应秉持科学的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构建理念,准确界定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保护范围,完善亲权监护制度并健全国家监护制度。     

亲子鉴定的方法及其意义

亲子鉴定又称父权鉴定、亲权鉴定，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及有关自然科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判断有异议的父母与子女是否亲生关系，特别是父与子女是否亲生关系的鉴定。早在三国时代，我国就已有以弟血滴兄骨验亲法，即以活人血滴在死人骨上以确定亲权关系。虽然黄六鸿早在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年）编著的《福惠全书》中即以实例指出“滴血之事，未可尽信”。但古人的“滴骨验亲法”却给后人提供了关于亲权鉴定方面的有益资料。明代以后，有人应用“合血法”鉴定亲权关系，即双方都是活体的血混在一起观察凝与不凝以确定亲权关系。明末的《…     

身份关系的现代性回归——杨立新教授亲属法思想研究

著名民法学家杨立新教授是当代中国研究亲属法最卓有成效的学者之一,其亲属法研究生涯已逾30年,引领和见证了中国亲属法理论的现代化。杨立新教授倡导对身份关系的现代解读的指导思想为中国亲属法理论研究的腾飞提供了正确的指引,其亲属法学术思想主要包括亲属法理论体系、亲属法一般理论、婚姻法律关系、亲子法律关系、亲属法律关系、亲属财产法律关系、中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的起草思路与总体构想等方面。杨立新教授几乎对亲属法领域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做了深入创新的研究,不少领域的研究和课题都处在领先地位,其中大部分的观点已经被国内学界奉为权威和经典,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亲属法理论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立法刍议

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规定他们应承担的避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包括亲人的义务。政府必须加快制定HIV感染者病人的行政和刑事管理法规,对“传播艾滋病罪”作出规定。     

孝道：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扭曲及匡正

儒家孝道是家庭与社会和谐的调节器，它具有追求物质保障、主张人格平等以及体现世俗权利对等的法律价值。在法学理论视野中孝道是一种民事亲属权法律关系，却被封建刑事立法扭曲。今天，应用民事亲情权匡正被扭曲的孝道，使其适应当代社会要求，从文化和制度方面充分发挥其和谐调节作用。     

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争论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民法典制定研讨会讨论问题辑要及评论（二）

当前起草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主要理论问题,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民法典既要规定绝对权请求权,又要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侵权请求权,因此必须协调好绝对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之间的关系;第二,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应当采纳"埃塞俄比亚体例",概括全部的侵权行为内容;第三,侵权行为法必须规定侵权行为类型,但如何进行侵权行为类型化,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要适合中国国情和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法制现代化趋向探析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须要对法制本土资源给予充分的关注。从法律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是有价值的,而且是必要的。放弃对法制本土资源的研究利用,不利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法学上的成功,并不止形式上的成功,更是与本土资源结合上的成功。我们应对我国的法制本土资源持正确的态度,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结合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论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完善

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并不保护著作人身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早期著作权立法中均没有规定著作人身权制度,但是著作人身权目前已成为许多国家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普遍承认的一种权利。著作人身权制度与民法人身权理论之间存在着矛盾。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设置的具体缺陷,主要有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自相矛盾,对著作人身权的种类设计不合理,表述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不准确、内容限制不到位。对我国著作人身权制度应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包括规范著作人身权与其主体能否分离的规定,避免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不设置独立的＂发表权＂,不将发表权列为著作人身权的范畴,署名权应是姓名权的延伸,署名权应是表明作者＂资格＂的权利,删除＂修改权＂,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准确表述我国《著作权法》著作人身权的权能内容,并对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浅析沉默权保障

为提高刑事司法文明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尽快确立受刑事追诉人享有沉默权。但仅仅有沉默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使沉默权从“书面中的法律”成为“行为中的法律”。鉴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我国法律在赋予沉默权的同时,可以从完善讯问程序和刑事证据制度两个方面保障沉默权的实现。     

产品责任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我国产品责任没有单独立法,其内容主要规定在公、私法合一的《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种立法模式不利于彰显产品责任法的重要作用。我国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产品责任法立法模式,制定单独的产品责任法,或者将产品责任在侵权法,或者在民法典侵权法部分予以规定。     

我国物权立法所有权类型模式探析

我国的物权立法应充分考虑到不动产和动产的划分在物权保护中的作用、意义,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中所有权类型的经验,采用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立法类型,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论我国企业立法模式与商事立法模式的契合

企业的法律本质在于其商事主体性。我国应将企业组织法和企业发展法分列立法的模式。在基本商事立法中不应规定企业的概念;企业法律形态划分标准的构成要素不应是唯一的,而应是多元和可变的,只要立法标准所划分的企业法律形态能确保企业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及各企业市场竞争中平等的法律地位,并能涵盖所有的企业形式,就是可取的;坚持企业形态法定化原则的同时应当顾及企业组织形式体系的开放性;对于企业集团、关联企业,应在公司法中予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