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创新、治理变迁与国家治理——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政策试验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机制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家整体性制度变迁层面上解释了地方创新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却忽视了那些既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也没有消失的地方创新,没有探讨地方创新在推动地方治理变迁层面上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在中国改革实践中,那些没有获得全国推广却在局部地区发挥作用的地方创新更具普遍性。地方创新除了可能由点到面推广至全国之外,是否对地方治理变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构成推动国家治理的另一种机制？新泰市平安协会和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实践,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地方治理的中西比较——基于两个文本的初步分析

《清代地方政府》与《论美国民主》中所展现的基层社会,在权力构造模式、社群关系结构、地方精英角色、地方治理理念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便产生了治民与民治两种不同的治理样式,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外部国家权力渗入程度的不同。若要实现从治民向民治的顺利转型,就必须逐渐摆脱传统的治世方式——纵向权力过度渗入;若要实现善治型、简约化的地方治理,那么道路就必须通向放权——尊重人民的自我决断。     

地方政府为何选择协商治理?——以邻避冲突为中心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困境分析——基于民主化宏观策略的思考

一个国家民主化的宏观策略体现了该国民主化的根本方向与核心原则。中国民主化的宏观策略是一种可管理导向的积极民主化策略,这种策略给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协商实践造成了种种主客观困境,使得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地举办协商活动,社会力量也不能有效地参与。为走出困境,就必须在坚持审慎而务实策略的同时,不断克服怀疑主义,建立和健全保证协商有效性的管理机制。     

邻避冲突的成因分析及其治理工具选择——基于政策利益结构分布的视角

邻避冲突是当今政府治理中日益增生的公共问题,政策利益分布理论可以给予其成因合理的解释。邻避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成本集中—利益分散,但对于政府与企业来说则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这两种情况都是政策利益分布结构失衡的表现,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基于这一理论视角,邻避冲突的治理路径应以解决政策利益结构失衡为目标,通过公民参与的制度性政策工具、环保回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以及强化责任的内部监管工具的创制与运用来进行利益矫正与利益补偿,使得邻避性公共设施的兴建与运营达到公信度高、公共资源节约、既增进公共福利又不损害社群利益的政府优质治理目标。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研究——基于30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

深度合成已成为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和技术趋势。采用NVivo12软件对我国30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在深度合成治理政策体系中,引导型、赋能型、治理型和强制型政策工具相互协作、补充,共同构建一个综合高效的框架。然而,当前我国深度合成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安全标准不够健全、技术支撑力度不足、制度供给有限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未来应采取以下关键举措：首先,制定更加完备的安全标准,填补赋能型政策工具的标准体系。包括统一深度合成技术安全属性的度量标准,强化深度合成关键环节的标准制定,并积极推动安全标准的试点实践和前瞻性研究。其次,积极推进技术建设,增强治理型政策工具的技术支持。通过深度整合多种技术,建立可信的标识体系,优化技术研发环境来实现。最后,扩充制度供给,丰富强制型政策工具的监管方式。试行监管沙盒机制和探索建立算法可信制度是其中的关键步骤。通过综合实施以上举措,有效解决深度合成治理中的核心问题,确保该技术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性,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用户的权益。     

什么决定了地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基于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不断变革,如何提升地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以TOE框架为基础,对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数据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在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加强政府数据的开放度和扩大数字政务服务覆盖度能够明显提升地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在技术条件受限且数字公共服务需求压力较小的省份,如能依托其经济发展优势,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至数字治理并充分开放政府数据,就能克服客观禀赋条件短板,进而提升地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建议地方政府以数字技术基础建设、政府数据开放和地方经济发展这三个核心指标为抓手,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差异化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资源获取与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对比分析

资源是一个组织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与其是否具有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息息相关。本文以广州市F中心和S中心为例,通过对其运营情况及资源获取渠道进行观察和对比,发现社会组织的生成路径和自我塑造、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和权力让渡以及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是影响社会组织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加强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功能,实现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友好互动与长期合作,并通过发挥其积极的社会效应强化社会组织的身份认同应成为未来社会组织发展的重点。     

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基于政策扩散理论的地方政府行为辨析

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中,有两种参考他人已有经验的行为模式: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这两种行为模式虽然较为类似,却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现有的理论无法对地方政府的学习借鉴与跟风模仿行为进行清晰地区分。本研究在政策扩散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政策过程论,提出了新的区分跟风模仿与学习借鉴的标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协助地方政府实现对他人经验的有效学习借鉴。     

公共治理热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综述——基于CNKI文献的分析

以CNKI文献来源为分析样本进行数理分析可见,2006—2013年是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较快发展的时期。目前关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研究中,一般性分析占绝大多数,而描述性分析、理论检验、理论建构不够;在研究方法上仍以规范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和综述类研究不够。在内容上,学者们主要关注了政策执行的内涵、构成要素、评估指标、制约因素、提升策略等。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夯实基础理论、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推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构建——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社会组织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后者取决于合理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以共生理论为基础,构建"资源相互依赖性—组织自主性"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划分为寄生、共栖、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类型,其中对称性互惠共生是社会系统中组织间关系的高级形态,是共生关系演化的最终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表征为社会组织的高自主性和其与政府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在构建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平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基于15个省份180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06-2017)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审视和选择是否合乎理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本文以理性审视社会治理概念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2006年至2017年间15个省份的180份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探究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上的类型差异、历史演变和空间布局。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内容上具有管理工具应用过溢、服务工具使用充分、协同工具选择不足、自治工具发育匮乏以及具体工具内部出现选择的结构性偏差特征;时间上具有选择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趋向善治的特征;空间上具有选择结构的一致性、强偏好的差异性以及均衡性上东部优于中部和西部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工具使用绩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应积极优化社会治理工具结构,从而更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     

基于弱势群体为诱因的社会危机类型分析及政府治理策略探究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经济、社会、政治等利益主题结构性的重组与博弈,伴随这一过程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也在不断产生与增多,并由此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已经发展成为类型各异的社会危机,严重破坏了国家经济平稳发展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如何解决这些基于我国弱势群体为诱因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应对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文章从弱势群体诱发导致的不同危机类型入手,深入分析弱势群体所具备的主体特征在危机的催生演变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力争有的放矢的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政府治理策略.     

被困的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两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透视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频发缘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内地方政府环保职能的不健全、民情表达的不畅通、决策程序的不透明、以及环境治理的不充分。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地方政府面临着价值选择困境、体制性困境和政府能力困境。     

公民幸福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比较视角的分析

幸福从来就是相对的,它是个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现代社会,人们的幸福比较范围不断扩大,且上行比较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差距的迅速扩大及与之相伴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泛滥,导致越来越多的国人在享有比以前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不幸福感。公民幸福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在努力减少公民之间过大差距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社会平等、公正、公平。由人组成的政府不可避免地带有与人的本性相类似的自利性,政府自身主导的公平公正改革也必然遭受到重重阻力。如何建成具有更多公共性的政府,为公民幸福提供坚实基础,是我们在幸福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比较信任”背景下的政府信任建构——透视外来民工与地方政府机构的冲突事件

外来民工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种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群体行为是社会信任危机的传感器和暗示器,是社会信任危机程度的标杆。     

试析当前社会组织开展党建的内在冲突与路径优化——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开展党建是党的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当前社会组织党建,我们既要看到其背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要理性看到社会组织特征和党的建设之间不容忽视的内在冲突成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为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党的领导,完善社会组织党建,指出了方向和路径。     

2016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测度与分析——以内地292个地级市为例

研究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测度。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级市政府的治理现代化程度从某种层面上表征了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本文以内地所有292个设区地级市为样本,建立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运用标准离差与指标法测度2016年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测度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3个主要特征:一是,我国东、中、西、东北等区域之间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推进程度不均衡,各地差异明显,从高到低排列,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分布趋势;二是,个别来自中部及西部的地级市,其治理现代化水平很高,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大亮点;三是,地级市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因此,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综合施策:既要积极借鉴东部等地区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共性经验,又要充分发挥治理现代化水平较高地级市的示范作用,还要加快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共治理与政府的“隐性规模”——基于中美两国差异的比较分析

政府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然而,以往对政府规模的研究都关注政府的正式规模,即政府直接雇用的公务人员,较少关注政府的隐性规模,即处于政府之外、由政府公共财政供养的人员。不仅如此,政府规模的研究也缺乏与更宏观视野中的公共治理的联系。本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政府的正式规模与隐性规模,提出两国政府规模的差异,既表现为结构、功能上的差异,也表现为治理方式上的差异。本文提出,在公共治理的视角下,评价政府的根本标准不在于政府规模是更大还是更小,而是政府职能是否能更好地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以及同样的公共开支是否使用得更有效率与效益。为此,中国政府应当促进不同公共部门间的协同,实现公私部门间的合作,同时转变政府能力建设的重点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