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治理70年:从民主建政到“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进程与线路

70年上海城市治理史,是一部城市体制改革史。新中国成立,上海即开启了城市治理历程,接管结束后基层政权建设中建立起135个办事处。从"冬防办事处"到"派出人员办事处"再到"区人民政府办事处",街道成为基层治理最前沿。20世纪80年代城市体制矛盾凸现,上海开始新一轮体制探索。1987年制定并实施《街道办事处工作暂行条例》,强化基层治理。1994年对街道体制作出新的调整。2015年发布"1+6"配套文件,成为新时代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2020年颁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70年上海城市治理夯实了超大型城市迈向未来的基础,开辟了"卓越的全球城市"治理的新阶段。夯实基础基层、重视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贯穿上海70年城市治理的一条主线。     

从多维创新到体系整合：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维度的完善路径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城市基层社会需要在自主治理、协作治理、引导治理和智慧治理这四种维度上进行创新。为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应准确把握不同维度治理创新间的联系,通过划分主体职责、明确阶段重点、衔接整合维度三个方面逐步推进,进而在治理创新中形成合力,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     

从全面管控到依法治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以城管部门为研究对象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可以根据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实施之前为第一阶段,因国家在城市中实行以单位制为主的管理方式,单位构成城市基层的治理主体,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城市基层进行全面管控。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为第二阶段,在改革的背景下,国家对社会的管控放松,单位制解体,街道与社区却难以完全承接原单位的功能,国家相关治理部门直接面对原子化的个人并成为治理主体。面对大量治理需求,国家成立独立的城管部门,但由于法规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暴力执法等非正规治理问题频发。进入21世纪后为第三阶段,随着社会法制意识和监督方式的增加,社会约束力不断增强,同时,国家以和谐社会和依法治国的目标来维护社会稳定,使基层治理人员的行为受到社会和国家的双重约束,城市基层治理迈入依法治理的阶段,逐步实现了从全面管控到依法治理的历史演进。     

城市社区治理的再组织化——基于对杭州市社区治理经验的分析

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原有的很多社会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源,并散落在个人化和原子化的社会之中。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已有的社会资源来重构社会资本,那么在此基础上重构的自组织将会极大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并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在这方面,杭州市城市社区的治理经验值得分析和借鉴。其一方面通过提供新的自组织平台激活和重构已有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对已有的自组织进行结构整合或功能拓展以获取组织的综合性收益。     

从隐忍到苏醒：建国70年中国女性的离婚观

1949年至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新中国女性的离婚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社会在探索中前进,婚姻法逐渐完善,为女性提供法律保障,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卸下思想枷锁,敢于追求人生幸福,社会大众亦在社会前进的步伐中解放思想,逐渐正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离婚问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成了女性从隐忍到苏醒离婚观的形成。     

治安模式的演变：从战争、司法、警察、行政到治理

治安是指国家为应对犯罪而在人与人的关系的形成、变更、终止的各个阶段采取预防、制止、侦查和惩罚等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的国家活动。据此,按照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和社会关系形成、维持、破坏的时间逻辑,国家应以立法、行政、司法、战争的功能相继去实现所需要的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实现治安。但是,国家治安模式的演进恰恰与这一逻辑背道而驰,表现为战争、司法、行政、警察和治理的进程。梳理治安模式发展演变的过程,有利于正确判定当前治安所处的历史方位,选择恰当的治安模式。     

从约略到精准：数字化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作用机理

新时代国家对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强调和大城市治理问题复杂性的提升带来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客观需求。在已有实践中,由于城市治理中政府机构与社会个体的连接中断,我国的城市治理处于约略运作的低位状态,实现由约略到精准是未来城市治理的目标追求。基于政府与社会互嵌互动的理论视角,数字化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基于治理信息流通的整体性治理体系打造。研究发现,数字化不仅可以作为政府公共信息发布和社会民意收集的工具,也可以促成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治理。数字化的应用可以推动未来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政府与社会主体互嵌互动,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新的治理秩序,最终实现民心治理。     

从治理到善治：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方向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农村治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但是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并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所以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被村民自治所取代，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也由国家对农村的全面的控制逐步转移到政府和村民合作治理，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而治理只是体现了一个过程，善治才是治理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善治无疑应该成为我国农村治理的发展目标。     

基层代理人与规模治理:基层政府的社会组织化逻辑——基于上海市的治理经验

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带来市场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难题的增加。为应对流动社会的治理挑战,基层政府通过差序赋权组织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积极推动社会的再组织化,培育成规模的、非政府治理主体的发展。研究发现,这些非政府治理主体实际扮演着基层代理人的角色,体现了基层政府的规模治理逻辑。通过与代理人的分利协议,基层政府可以通过这些代理人实现社会的规模治理,以减小和分配社会治理的组织成本及治理风险,并实现与流动个体的有效衔接。看似有效的规模治理过程与名实分离的社会组织化,既有其现实合理性,同样也存在着可能的政治风险。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近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但它经过了艰难成长期和茁壮成长期。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从城市到县区：移动通信商的战略转移

第一、城市市场的日渐饱和迫使主战场不得不转移。一直以来,我国的移动通信运营商走的是“城市”路线,即优先建设、完善和保证城市的网络,主攻城市市场,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拥有了大量的用户。但是,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城市市场已日趋饱和,发展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城市市场已基本成为一个存量市场,城市新增用户在移动通信运营商新增用户中占的比例也越来越低,如果移动通信运营商仍然把城市用户作为主要发展对象,除了内部挖潜和发展竞争对手的用户外,前景非常小,而内部挖潜和策反对方的用户难度又是非常大的。因此,除了流动人员或新增…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城市基层社会的数字化治理

北京市X区J街道H社区在社会文化建设、社会服务提供、基层民主选举等几个领域内所发生的“治理一应对”的运作过程说明：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在很多方面表现为一种“数字化治理”模式,治理对象不是社区里的人或事,而是档案、数据、文牍等数字化内容,以此达到掌控基层社会情况、增加合法性、突出政绩等目的。同时,这种治理模式也直接促使社区事务执行者在不断提高文牍技术、注重细节、追求形式化的同时,采取变通、重新解释、选择性关注等方式,形成了新的社区运作逻辑和基层应对策略。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政策网络的分析

网络是公共行政研究中分析治理概念的核心所在。治理的网络内涵意味着“治理”并非政府所独享,而是与其他组织形成一种政策网络,共同分担治理的责任。与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治理有着明显的改变,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在治理上的转变。当前许多地方治理是政策网络的形式,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相对于市场和科层体制而言的,但其自身也存在局限性,因此,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摒弃传统的科层制。     

从管制到治理：中国公共消防行政发展趋向探索

转型期的中国公共消防行政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消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契合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消防工作发展规律,推进公共消防行政由管制型向治理型转变,着力提升社会消防安全自治能力,使消防工作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主体、内容与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要构建与我国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治理体制,需要准确回答谁来治理、治理什么的问题。从实践看,城市社区治理“多元共治”的理论构想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张力凸显,不同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及其限度需要重新审视。在人民城市理念下,城市社区治理应当重点关注与城市居民关系最密切、影响最直观,且具有日常性、重复性和弥散性的各种社区生活“小事”。这些“小事”的有效解决,直接影响了每个个体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具体体验。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治理能力提升为导向,从激发社会合作、激活群众路线以及做实重心下移三个方面,建构一套既能够有效承接国家治理任务,又能有效回应社区内生性需求的简约高效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     

从管理到治理：治国理政理念的巨大跃迁

从“管理”到“治理”的跃迁,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转型,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管理和治理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方式,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从管理向治理的跃迁,在国际范围内主要缘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推介、一些社会学科领域的范式危机、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福利国家政策危机与全球化的挑战,在中国则主要缘于传统管理方式困境的促逼、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解放。从“管理”到“治理”的跃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转换的逻辑解析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作为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联结场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起点与基石。治理单元创生设置、转换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先后历经全能型单位式单元、辖区型街居式单元、双属性社区式单元、次社区式单元等不同阶段。依托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转向具有"结构"与"历史"的双重逻辑,其在与宏大制度环境、政治变量序列、治理观念等动因的互构中,存续路径依赖的惯性,并在"关键节点"上产生制度断裂以实现基层治理单元的创生。因此,全程把握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历史脉络、剖析单元衍生转换的逻辑动因,对于合理设置治理单元、探索多元化单元形式,继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辽宁省社区治理70年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辽宁省社区治理经历了孕育萌芽期、探索发展期、加速发展期三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辽宁省的社区治理,既有成绩也有不足。在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背景下,面向新时代,辽宁省社区治理要以基层党建为主线,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以政府治理为主导,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枢纽式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近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迅速迭代,学界和政界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固有属性,在既发展得好又掌控得住的原则基础上,提出枢纽式治理设想,旨在发挥综合性、联合性、支持性社会组织作用,从体制机制上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枢纽式治理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核心,凝聚各类社会组织,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情,提升基层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本文结合南京市鼓楼区注册登记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建设情况展开调研,深入探讨枢纽型社会组织源起和建构条件,明晰社会组织领域枢纽型治理逻辑,总结鼓楼区依托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善治的基层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