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市病”——以近代上海为例

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些社会和环境问题凸显,困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并影响日后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过大,给居住、交通、就业、环境等都带来一系列问题。揭示这些问题,在城市管理方面可供有关部门借鉴。     

“反面名人”故居也应受到保护——兼谈对“反面名人”的评价问题

我们不仅要重视对"正面名人"故居的保护,而且也要重视对"反面名人"故居的保护,因为"反面名人"故居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并且,"反面名人"在某一阶段或某些问题上也有"正"的一面;其"反"面能带给世人更多的思考和启迪;随着更多档案的解密和人们认识的更加理性,有些"反面名人"经过若干年后很可能就变成了"正面名人"。所以,在某一时期简单地以"正面名人"还是"反面名人"来决定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否,是立不住脚的。     

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

名人故居作为国家叙事的产物,是以“记忆”的方式来重塑历史,并构建符合时代价值的民族精神和跨时空的社会影响。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是通过物质景观文本、语言文字文本、仪式行为文本三种叙事路径,以凝练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宣教的空间话语。由此,聂耳故居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道德原则”的生产,并在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国家叙事的内容,进而在国家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构建起多重话语的文化实践,以共同指向聂耳及其精神的认同。     

论历史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以青岛康有为故居为例

青岛市拥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故居,这是一座蕴藏着巨大文化财富的宝库,如何完善保护和合理利用众多的名人故居、充分彰显其历史文化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青岛康有为故居的实践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对如何保护与利用青岛市名人故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近代广东保护奴婢权利述评——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20世纪20-30年代,广东争取妇女权利的历程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奴婢的解放。当时,对奴婢制度既有理论上的批判,更有实际层面的动作;既有民间的尝试,亦有官方的努力,保护奴婢人权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由于当时工具性价值的目标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制约,导致这种努力不可能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     

字库的著作权保护——以北大方正诉“飘柔”为例

书法、字体、字库三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字库应属于计算机软件,理应受到著作权保护。从理论上讲,必须对字库进行保护,但是对于字库中单字的保护没有可行性。我国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字库的保护,另外可通过字库最终许可协议来保护字库。     

西学东渐与上海近代法律教育——以东吴法学院为中心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与西学东渐间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西学东渐多角度、多形式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变迁;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也影响和促进了西学东渐运动的发展。这种互动关系甚至推动了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东吴法学院是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它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是观察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文化史的良好切入点。     

“智慧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以上海“一网通办”改革为例

一网通办改革,惠及民众像网购一样方便和进一网、能通办,体现了顾客导向和整体性政府建设的要求,为智慧政府建设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以一网通办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智慧政府建设推进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表面在线上,实际在线下,根子在政府管理和政务服务流程的优化和完善。智慧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顾客导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基础是构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未来价值取向是推进政务服务流程的革命性再造,打造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相融通的整体性政府。     

社会组织发展支持体系研究——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时期社会组织的方针政策为依据,针对当前社会组织成长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结合上海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构建社会组织发展支持体系应当具备的基本要素、愿景构想,提出了＂改革登记管理制度,分类指导社会组织发展＂、＂分类指导社会组织建设,着力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加强政社互动合作,发挥社会组织主体作用＂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基本思路。     

治安“黑点”治理研究——以三明市为例

治安＂黑点＂治理就是借鉴道路交通事故＂黑点＂路段治理做法,将疏于防范、发生案件、治安混乱或管理不到位、存在隐患等治安问题的部位列为治安＂黑点＂,组织排查,立项挂牌,运用＂1＋N＂机制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开展打防管建综合治理的一种模式。具有前提性、挂牌性、机制性、推进性特点,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一项突破和创新,融入了项目化与机制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等创新元素,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的、渐进的、有形的打防管建治理体系。     

我国“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研究——以上海自贸区为视角

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有一个重要突破,即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但上海自贸区“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应当从明晰概念、完善“负面清单”、提供公平开放的外部环境、借鉴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的做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以“人肉搜索”为研究视角

探讨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在中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面对“人肉搜索”带来的对个人隐私的现实侵犯,隐私权以基本人权的面目纷纷进入各国宪法保护的范围。隐私权在我国仍然不被看做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在中国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呈现出了单纯依靠民法保护的不足,尤其是加强网络隐私的保护更加具有紧迫性。     

“嫖宿幼女”何以为“罪”——以幼女的刑法保护为视角

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频发,然而事后这些＂嫖幼者＂却仅被判处屈指可数的有期徒刑,从而深深刺激着民众的道德神经。于是在媒体上、网络上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民意,纷纷以嫖宿幼女罪量刑过轻为由要求改革直至取消该罪的存在,并将嫖宿行为划入强奸罪的序列。与此同时,法律精英群体却与民众展开了＂角力战＂,认为＂嫖宿幼女刑罚过轻＂是个伪命题,其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二者的激烈碰撞让立法者与司法者似乎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了一种选择困境。为此,应将嫖幼罪修改为＂对儿童的性侵犯罪＂,使该罪能在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又给予潜在的罪犯最大的震慑与规制。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个别化”社区矫正实践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社区矫正试点以来,上海坚持重在体现人性化管理、人文关怀的工作理念,2011年以来,上海各个区县更进一步积极创新实践“个别化矫正”方案.以上海市F区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理论和实践考察,支持社区矫正实施的社会土壤、专业人才介入和干预、执法权和机构的规范性、严肃性有待改善.     

试论青少年权利保护——以“两法”修改为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司法实践应用和新刑诉法的即将施行,青少年（未成年人）保护已经迈上了一个更新的、更高的台阶。从理论依据到实体保护、程序保护,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立法上予以特殊考虑,诉讼权利也得到大力的保障。本文从理论、实体和程序方面阐释了未成年犯罪保护法定新趋向,并揭示了立法的意义。     

二战后中苏青岛俄侨之争——以俄侨恢复苏联国籍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积极恢复流亡世界各地的俄国侨民的苏联国籍。于是侨居中国国防和战略要冲的青岛俄侨踊跃申请复籍,结果引发了中苏之间一场严重的外交斗争。     

浙江民艺的保护与活化——以临安“天目窑”为例

‘Region’is the origin of Folk Art’s protection, local entities’ direct involvement and voluntarily protect is needed in the practice of Folk Art’s research and administration. This is the key factor of Folk Art’s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emmoku Kiln’ in Linan, Zhejiang as an example, through exploring its firing and using trajectory, propag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religious connotation to study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emmoku Kiln’s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and find the reference path for Folk Art’s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industry’s exploitation in other regions of Zhejiang Province.     

“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研究——以劳动者保护展开

近代社会通过“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实现了近代社会进步的正义。然而，近代社会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平等自由，逐渐在现代社会中演变成一种“新的身份”——强势和弱势主体，这种新型的身份关系的出现，使得近代社会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正倒转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基于强势和弱势主体地位的认识，决定了对弱势主体“倾斜保护原则”的必然产生，而“倾斜保护原则”正在实现着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劳动关系的人身上、组织上、经济上的从属性特点，使得表面的、形式的平等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形成了用人单位、劳动者强势和弱势主体之分，这就应该以“倾斜保护原则”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处理好从自由到平等的转换，进而实现现代社会进步的正义。     

“城中村”形成机制与对策研究——以昆明市“城中村”为例

“城中村”作为我国当前国情下的一种独特现象,集中反映了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新旧体制之间的尖锐冲突。文章以昆明市“城中村”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我国“城中村”的形成机制,辩证地指出了“城中村”的危害性和积极作用,并对“城中村”改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