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改革策略析论——基于T市B区基层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居委会高负荷运行是转型期中国基层治理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制度实践和社会运行机制交织形成的过渡性现象。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居委会减负改革与居委会过度行政化、居委会负荷未有效缓解并存的现实表明,深入分析居委会改革对策,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居委会负荷过重现象的生成机制为:在不完全法理契约下,社区居委会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责权结构性失衡;在不完全行政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权力模糊、依附性强,制度化建设薄弱;在不完全自治契约下,社区居委会利益表达、利益协调能力弱,利益满足机制匮乏。去行政化仅是居委会减负机制的选择性途径,实际上,居委会的治理效能受社区治理结构的复合性与多元性影响,因此,社区居委会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片面地去行政化,而在于治理结构适应性调整与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进而增进其在社区治理绩效中的贡献率。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业主集体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强人治理——基于业主委员会的多案例研究

"三驾马车"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由于业委会的瘫痪长期面临着公共治理产品输出的困境,社区陷于物业管理矛盾将发或频发的风险境地。从公共品治理理论出发,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结构中业主组织缺位造成的小区失序,包括制度成本、权威压制在内的业主行动的外部成本和小区规模、复杂情况等的内部成本构成作为潜在集团的业主组织行动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特殊业主的出现及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考量将构成业主行动的内部条件。多案例研究发现,"明星小区"从业主维权成功进入社区自治的实践背后存在重要的强人逻辑。强人治理是理解中国特定基层社区治理生态的透镜及问题表征。通过对强人治理的形成机制及逻辑困境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从制度层面疏解社区治理风险的若干对策。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非制度化运行问题探讨——基于华中宛村的调查

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是当前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在华中地区,农村社区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非制度化现象。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生活逻辑相互交织,为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提供了土壤。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非制度化运行引发了村委会及基层政权公信力缺失、村民与干部对立、基层群众自治受到破坏等严重后果。因此,亟需采取措施使农村社区公共权力的运行回归常态制度,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能力短缺条件下的双边动员博弈——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及其关系

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旋律。两者都是为了解决能力短缺问题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其目的是要动员、整合和利用资源,以实现彼此的目标。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框架下把握基于维稳与闹大所形成的关系,从资源及其动员的角度分析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的动员机制及其行动逻辑,揭示这种博弈关系发展所带来的公共治理的负面后果,不仅可以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公共治理现象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也有利于把握政府及其官员与公民的行为逻辑。     

新型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市品苑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为例

对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怎样的社区治理机制适合新型社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社区体制有利于突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环境？本文便带着这些疑问对如何破解新型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社区治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个案研究表明以社区自治的方式治理新型社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生命力。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在解决社区纠纷、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目前条件下实现社区大自治治理的现实路径和过渡环节。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必须从新型社区的特征、社区成员的特点,以及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来入手。只有符合新型社区需求的治理模式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只有新的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才能持久。     

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现象及对其探源

基层社会治理长期存在着象征体系和客观事实的背离现象,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居民自治和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各级城市和区街政府却在不断强化社区居委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和专业服务体系。又加上居委会任务的群众性和多元性,使得居委会干部不得不偏离区街政府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发展人情机制、建构积极分子网络,通过特殊联带关系进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背后反映出我国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停留在卡里斯玛类型和行政发包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背离问题需要国家权威类型和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转变。     

分级与分流:乡村基层纠纷解决的谱系域合

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最主要的解纷制度,但仍面临实践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发展方向与路径模糊不清,二是本土化不足。从机制和对应纠纷域出发,分级和分流两个解纷谱系共同组成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整体网络。分级式解纷以基层为主体,攀爬至高层级的纠纷则以党委政府为协调化解保障,遵循"基层积极,上层消极"的逻辑,以社会合作、权力叠进、"识别—瞄准"解纷为机制。分流式解纷以正式部门或信息平台分流为枢纽,将点状分散的解纷组织或机构串联成薄网,注重司法兜底权威,以诉讼分流、司法行政指导人民调解分流、综合平台分流等为构成。比较而言,前者有灵活简约化解纠纷、行政层级资源集中应对复杂纠纷的优势;后者更契合城市碎片化和日常化的纠纷之解决,二者不可替代。在构建中国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时,以专业性行业性分流解纷机制替代分级式解纷的导向并不可取,应完善"横纵"相辅的纠纷解决体系。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浅析——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新时代我国基层还呈现出矛盾主体多元化、矛盾客体复杂化、矛盾类型多样化、矛盾群体规模化、矛盾调处疑难化等问题。这需要我们通过建立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调处机制;主动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用大数据搭建多元共治的社会矛盾纠纷预警管理系统;创新优化矛盾纠纷社区多元化解联调机制等方法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社区自组织动员力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有效塑造

作为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社区所有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社区自组织立足居民自治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关系网络,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力量。在治理实践环节,主体角色、机制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症结性问题影响了自组织的能力发挥。治理效能的提升亟需不断提升自组织动员能力,促进社区居民有机融合,让其真正嵌入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塑造中,共同助推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的有效建设。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建设初探——以四川省崇州市“费随事转”改革为例

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管理体制不顺、事责权不统一的问题,村(社区)被陷行政化窘境,其应有的自治、自我服务功能弱化。推行"费随事转"机制改革可以明确基层治理事权责,有效减轻村社的工作负担,推动村社自治功能的实现,促进村社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关于合肥社区治理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社区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社区工作依然普遍陷于行政性事务之中,症结在于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权力边界不清,忽略了自治的社会属性,偏离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改革方向。一、社区治理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社居委行政化比较严重。社居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与街道办的关系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由于受传统行政思维的影响,街道办将社居委纳入行政体系,除了"财"权,几乎把承担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与路径选择——以山东省蓬莱市为例

社会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而基层则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也是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能够和谐稳定发展。基层位于国家权力体系的最末端,是行政权力管控与社会自治的交接地带,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各类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因此基层社会治理的任务重、压力大,加之社会转型期一些传统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一时难以跟上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需要,使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重重困境。要探索一套精细化可操作的方法,统筹协调各方面的积极要素,走出一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子。     

社区管理研究综述

社区管理是我国新时期探索实现基层公共管理和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目前理论界关于社区管理的研究概貌作一次“立体扫描” ,可以更好地理顺政府、市场、社区“三大板块”之间的关系。     

从区隔到协同:后疫情时代下城市"双重社区"的韧性治理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多地实现"双重社区"的强制交叠,有效阻断了疫情蔓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居民的联系,也极大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居民各自回归原来的生活,"双重社区"再次面临分离困境,社区治理将重回低参与、低自治状态.在后疫情时期,通过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区自治、健全法治保障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社区的韧性治理,促使"双重社区"良好互动并逐步趋同,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人民法庭政法传统之形成及其迭嬗

政法传统系指在法律和司法活动中强调以共产党社会治理目标为核心并为其服务的一整套话语、知识以及权力的实践逻辑。其并非某种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应对新政权在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之需要而产生的。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人民法庭的政法传统大致经历了由"台前"的极端政治化至"幕后"弱政治化两大阶段。"文革"结束以后,司法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但由于我国一体化的权力架构及组织形式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司法与政治间的从属关系依然存在。这种工具主义与自治化的内在张力,对我国基层司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业主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基于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比较视角

城市社区自治存在居民自治和业主自治两种不同的自治机制。依据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理论,业主自治在动机、组织、制度、知识4个维度上较之于居民自治更符合自主治理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新逻辑。在社区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即从合作走向融合,并最终实现社区的真正自治。     

双轨动员:项目制社区自治的实践逻辑及其影响——对上海市P街道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模式的考察

项目制社区自治旨在以组织、关系和激励结构的变革,形成基层社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轨动员治理,化解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实现共生式发展。围绕项目制展开的社区自治通过自治金的嵌入、自治团队的协作和自治机制的设计等治理要求,诱发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重构并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项目制自下而上的“反向发包”特征,不仅释放了基层社区的活力,还促成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基层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破题之钥,对基层治理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项目制的社区自治,将成为贯通基层社区与党、政府和社会的一种新双轨动员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