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德治: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在促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道德的教化育人引领作用,完善了乡村治理格局,为从根本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速推动乡村善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聚焦审视"三治融合"的元问题,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部署各项治理工作。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但当前,部分乡村却存在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行动规则破碎与解体、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以及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等难题,直接阻断了"三治"工作开展及其高效融合。为此,既要加速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重新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也要再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并推进更加完善的乡村合作治理。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意义及其完善路径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来,如何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三治融合"对乡村基层治理的作用不仅引起学界探讨,而且是基层工作者提升工作水平的重要着眼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强乡村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分析走"三治融合"之路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实践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自治中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既是一种礼俗之治,具有包容贵和、互惠协作的德治精神,也是以乡绅精英为代表的私德之治,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终走向人治;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乡村德治,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德之治,更是一种与法治底线原则相一致的规则之治。乡村自治中德治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既要构筑现代乡村德治的传统道德底色,又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流道德观,且要在乡村自治中积极推动现代德治精神的实践养成。     

青海省八部门制定印发实施意见完善乡村治理

<正>为切实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约束作用,强化规则意识,维护公序良俗,推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近日,由青海省民政厅牵头,联合省委组织部等八部门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强调,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深化创新基层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村规民约”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实现——基于浙江黄岩的具体实践

以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政策为依据,秉持法治的理念,通过村民民主协商的自治过程,合理吸收当地优秀风俗习惯与道德风尚,而形成的"村规民约",是新时代我们党带领基层群众,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领导广大基层群众,在"村规民约"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与实践中的矛盾,阻碍了"村规民约"在推动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中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要深化"村规民约"建设,就必须树立对其系统科学的认识,增强其内容的适用性,保证其制订程序的正当性,提升其在村民自治中的权威性。     

“三治合一”打造乡村治理新体系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夯实自治的基础、守好法治的底线,构建德治的支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进依法治村、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     

让优秀农耕文化融入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乡村社会治理应融入更多优秀农耕文化,将农耕文化中"自信、有序、淳朴"等文化内容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以"自信"文化推动乡村自治、以"有序"文化推动乡村法治、以"淳朴"文化推进乡村德治。     

冲突与衡平:乡村“微赌博”治理研究——以D县法院100份调查问卷为样本

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微赌博"在部分地区较为盛行,运动式惩办、因应式惩治和过度依赖刑法手段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乡村"微赌博"与"半熟人社会"结构下乡村失序的自治失效、乡村道德观"嬗变"的德治失灵、治理手段单一且力有不怠的法治失策有关。其治理困境在于基层组织难有作为导致的自治不畅,乡村道德文化体系崩塌导致的德治不畅和过度依赖刑罚手段导致的法治不畅。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治理的逻辑轨迹,探索多元共治,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思路;乡序重构,以多方参与为治理关键;事后惩办,以"法治"为最低道德底线的治理衡平思路。     

"三治融合"经验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2013年,桐乡市高桥镇在全国率先试点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当年,高桥镇征地拆迁任务繁重,矛盾纠纷化解压力较大.在市、镇两级党委领导下,组建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三支队伍,探索"群众的事让群众参与决策、群众一起干、干得怎么样由群众评判"的新机制,逐步改变党委、政府"大包大揽"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2018年5月,嘉兴市召开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暨"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同年6月,浙江省"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嘉兴桐乡召开."三治融合"的主要内容包括: 发挥"自治"基础作用.在村级层面普遍建立"一约两会三团",即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和道德评判团,以"多元参与协商共治"模式构建起群众参与决策的常态化机制.     

“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乡村社会各种矛盾凸显,如何在乡村社会中更好地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三治"的有机融合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发挥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协同效应的重要抓手。     

注重“三治”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重托,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探     

新时代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更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其客观必要性。因此,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着力构建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作保障、以德治为支撑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幸福。     

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困境与出路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村规民约日益成为构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性因素。村规民约来源于传统中国文化,已经被我国的法律政策所明确,且对乡村社会的综合治理作用巨大。但是,部分村规民约也存在规约内容违反法律、制定程序不规范和实施不顺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村规民约效能的发挥。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对村规民约进行引导、提炼与完善,更新和调适其内容、规范其制定程序、保障其实施,真正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与作用。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逻辑契合与改进策略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乡村的"治理有效",要把德治、自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的是更能动和全面的发展模式。乡规民约不仅是乡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载体,在与德治、法治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繁荣乡村文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任务具有重要作用。一、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将乡规民约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域下进行讨论,即乡规民约是村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制定和共同遵守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各种道德守则和行为规范。     

以村规民约促“三治融合”

正今年以来,龙游县把规范完善村规民约作为突破口,推进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符合农村基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的路子。依法制规按照部门指导、乡镇引导、村级主导、村民参与原则,龙游县以合法性、规范性、操作性为基本要求,制定村规民约,延伸法治触角,弥补法律局限。今年年初,龙游县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组成工作组,深入乡村收集汇总"旧版"村规民约21个,三上三下     

善治村屯绘幸福

正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创新农村管理服务体制,让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