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路径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产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作为我国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风险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传统的研究偏重于从流动人口管理或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审视,而缺乏从国家治理的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与思考。科学研判并有效防范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在客观上需从风险管理朝风险治理的方向转型;从国家治理的维度看,应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化。通过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形成适应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对有效防范并化解其蕴藏的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学解释——中国治理经验和分析范式

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焦点的国家治理分析范式,由于其客观表征,淡化诸如善治等具有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判断的传统概念,近年来在学界掀起新的研究高潮。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诠释提炼及其面临的困境,为本土化"国家治理"理论范式出场奠定知识背景,并将其以学术性话语"情境式国家协同治理"钻石解释模型来予以归纳,阐释其作为替代性理论范式,在比较政治学科中解读发展中国家转型实践的学术价值和效能。进而实现将中国政治实践纳入到政治学理论比较视野之中,与他国实践进行理论对话,可为增进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识提供理论指引,并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和对社会观念变迁的引擎作用。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相承相关。在不同的时段与空间,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需要我们以"综合性"的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本研究发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范式及其变迁

国家自主性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一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社会中心"研究范式;回归国家学派提出"国家中心"研究范式;新国家主义学派批判"国家中心"研究范式,提出"国家与社会共生互动"研究范式。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重视国家自主性问题,通过建设现代国家制度,防止陷入国家自主性不足和国家自主性过度的双重困境,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主化范式的四大命题及其批判——从政治衰败研究的视角切入

作为政治变迁的基本形态,"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本为硬币之两面,但在理论研究中却呈现出重前者而轻后者的现象。政治发展研究笃信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内在地认为可以凭此避免政治衰败,一枝独大的民主化范式即倾向于认为西方民主化道路是后发国家通向"善治"的唯一途径。民主化范式内含着经济发展、精英政治、民族国家建构、民主巩固及其与民主化关系等四大命题。然而,理论与现实的张力反映出该范式存在"线性发展观"和"政体二元论"两大内在局限,导致其愈来愈难以解释现实政治变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论德育的过程哲学与德育理念的过程性转向

作为一种过程性的存在,德育的研究应该由传统的决定性研究范式向过程性研究范式转变。过程哲学视野中的德育是以内部系统之间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推动个体德性生长的动态过程。德育的动态性、系统性和主体性等过程性特征要求教育工作者逐步实现传统德育理念的过程性转向：德育着力点—外塑性转向内生性;德育模式选择—由简单机械性转向有机系统性;德育角色定位—由二元对立性转向主体间性;德育实施方式—由理性控制性转向自由体验性;德育效果评价—由终结性转向过程性。     

迁村并居与社会稳定风险关系的分析

工业化、信息化以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快了风险社会的到来,"收益—风险"的权衡取代了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成为政府新的决策评价标准,研究社会稳定风险成为弥补传统项目评估的缺憾以及丰富政策评估体系的关键举措。城镇化快速推进加剧了风险种类的衍变以及城乡关系的变迁,而在此过程中的"迁村并居"一直被认为是风险的集合体、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元。研究并预判"迁村并居"的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与化解成为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加快城镇化推进质量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所在。"迁村并居"社会风险的积聚是多种潜在矛盾显性化的过程,其风险化解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与风险预估体系,并且,强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     

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一个时代的课题——基于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从风险的概念、社会的变迁、风险的分类、理性的竞合、政治的开放等方面阐述工业社会晚期的结构危机与治理方式。然而由于客观现实与风险社会的差距使我们不得不转而面对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这个研究领域。在工业社会中应急管理的研究禁锢于现实主义的框架之中，无法超越工业社会本身的种种限制，而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     

风险社会理论与超越风险社会应急管理研究范式变革

风险社会理论从风险的概念、社会的变迁、风险的分类、理性的竞合、政治的开放等方面阐述工业社会晚期的结构危机与治理方式。然而由于客观现实与风险社会的差距,我们不得不转而面对公共安全应急管理这个能够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建构主义研究领域。在工业社会中应急管理的研究禁锢于现实主义的框架之中,无法超越工业社会本身的种种限制。而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     

中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以转型时期中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政策内容、动力机制和过程。笔者认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时空背景下制度变迁的机理：落实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同等权利和创新既往的管理模式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的主要内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现存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挑战是促进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动力；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是政府，其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的上下互动。由于制度供给主体的功能局限性导致我国的制度文本和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只有突破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的单一动力作用，建立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持续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制度的有效供给和均衡。     

公共行政伦理历史演变与现实走向

百年公共行政发展史中历经多次的范式转换,其实质是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变迁。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技术与理性的价值中立主义致使行政伦理的价值萎缩;新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张推动了行政伦理的价值复苏;新公共管理范式下严重的"管理主义"取向导致行政伦理的价值偏执;新公共服务范式下"责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政伦理的价值匡正。然而总体说来,每种行政价值范式都有所偏废,至今未能建立起包含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兼顾、公平与效率相平衡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成为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首要目标。     

城市化进程中国家与流动人口的关系——以深圳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变迁为例

本文以深圳市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变迁为例,探讨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与流动人口关系的变迁。本文认为,在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管理模式从＂压制型管理＂转向＂监视型管理＂。这种转变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从＂强制主义＂转变为＂法团缺位的合作主义＂,也反映了国家与流动人口关系从＂强制—服从＂逐渐转变为＂看守—被看守＂。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完成了从＂家长＂到＂看守者＂的角色转变。     

国家与社会:民间法的研究范式——基于问题的中国性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基础、学术传承和分析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存在市民社会和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这两种不同的语用形态实际上都体现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民间法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而丧失分析范式的规范性,所以基于问题的中国性,必须确定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适用限度,这一范式对民间法研究的描述性意义在于确定国家之下的广大日常生活世界作为研究视野,规范性意义在于确立民间法的契约向度作为法治本土资源的选取标准.     

风险刑法的批评与反思

伴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但建立在错误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的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与"危险"。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刑法是无法化解的。虽然刑法对于预防和降低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下,"风险"的化解更需整个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的理性配置,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仍应坚持谦抑性。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法律社会学思考

农村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生活,这不仅是流动人口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法律社会学视角,将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融入情况作为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四大指标,来衡量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然后从个体人口与法律属性特征、社会支持、法律援助、应对方式、法律意识等方面探讨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从加大法律援助力度、改革传统户籍法、完善社会保障法、全面推进社区服务等四个方面对提升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能力提出对策性建议。     

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鲁西南夏村的个案考察

村庄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内在地折射着乡村社会人与人社会关联的性质与方式变迁。在传统历史记忆中，建国前夏村公共生活主要是受传统仪式影响，集体化时期则表征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而改革后的集体化时期，夏村公共生活出现短暂传统复兴而后趋于衰落，表现在政治性公共生活的冷漠、家族性公共生活的兴与衰、基督宗教信仰生活的兴起和日常生活的交往“圈子化”与休闲“私性化”。本文分析了国家与市场两个主要的外在变量是如何影响夏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变迁背后村落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联性质与形式。     

“风险社会”治理中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研究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制度性等与传统风险截然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风险社会中的国家治理,要求重建风险认知的基本范式、重构风险应对的基本制度、重塑风险治理的基本格局。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信息渠道优势和桥梁纽带优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吸纳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多元共治功能,在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城市“流动有爱”志愿服务范式分析——社工与志愿者创新城市流动人口志愿服务

借助承接国家民政部“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志愿服务示范项目”的契机,通过对项目的前期调研和实施探索发现“流动有爱”社工与志愿者创新城市流动人口志愿服务范式,即“创新流动人口志愿服务方式、提升城市流动人口志愿者组织的能力、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途径”三结合,构建新型流动人口生活与发展环境.通过社工与志愿者联动合作模式,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资源,为流动人口及其子女通过适切服务,促进志愿服务组织持续发展、有效运行,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加有利于社会融合.     

村庄生计研究:历史脉络和当代情境

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年轻一代乡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心理需求、流动中的乡村居民其内心情感世界中源于乡愁的地域内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前提下,对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较高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怀疑和颠覆,构成了挑战"城乡二元性"的三重社会心理认知现实。这为我们预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趋势,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证据意义的心理支持。而发生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型的现金内部循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新型代际分工、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扩张等社会变迁趋势,构成了我们观察乡村生计的新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