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组织转型的现状与未来

以"个体性"和"实体性"为特征的官僚制组织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即周期性地陷入僵化的困境并通过组织变革而重新焕发生命.但是,深陷"个体"枷锁中的官僚制在变革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决定了官僚组织的历史性.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促使了转型中的现代组织是围绕着"团队基础"而不是"个体基础"来构建,高效公共组织必须以公共组织高效团队为根基,而基于团队的公共组织形态--"团队基础公共组织"是开放性的、被社会所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也必将成为未来公共组织的发展方向.     

论政府从官僚制向合作制的转变

20世纪后期以来,对官僚制的批评此起彼伏,然而,用什么来替代官僚制?一直没有作出成功的探索。其实,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生产和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造就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但当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官僚制组织不再适应这样一个个性化时代的要求,致使对它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下,人类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是合作制组织。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迹象都表现出了对合作制组织的渴求。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组织模式变革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人类集体行动基本形式的组织,也正处在变革之中。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以恐怖主义这一典型的"非典型"反人类罪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非常规问题,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中也确实看到,官僚制组织正在失去既往的魅力,显得行动迟缓,不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构想了一种全新的人类集体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以其灵活性而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优势。     

后现代视角下的“官僚制”:反思、建构与耦合——重读《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在高度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的社会表征愈发明显的背景下,治理困境与难题凸显。公共行政与官僚制是现代人类社会运转的核心。面对重重治理挑战,政府改革本能地指向了公共组织与官僚制本身。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戴维·法默尔的集大成之作《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分析了现代主义下官僚制的局限性,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后现代主义下的官僚制图景。重读此书,对于我们在新的治理环境下思考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助益。     

从行政文化的视角探讨行政理论范式的变迁

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形成了我国特殊的行政文化,进而也造就了我国根深蒂固的官僚制行政。事实证明,每一次行政理论范式的变迁都是与行政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因此,要变革官僚制行政就必须在行政文化上寻求"哥白尼革命式"的转折点,这是解决我国行政理论和行政实践中根本问题的唯一途径。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

多中心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出场”于NPO新的治理模型,立足于多中心治理与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和其他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纵向的、横向的或两者结合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效不仅在于回应了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及其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困境,而且也由于它能够有效解决制度设计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组成一种富有成效的治理网络。其主要适用于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以及街头式官僚的行政执法三个领域,未来需要在研究经验世界的解释力和具体路径上下功夫。     

论官僚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官僚制不足”的思考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理性设置的制度和法律为运作规则,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态。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领域存在"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行为和文化等方面都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官僚制相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解决"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理性官僚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一个切入点。官僚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在于它的现代性价值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官僚制批判研究:起点、进程与归宿

官僚制批判性研究的逻辑包含四个有机关联的组成部分,即以理想型官僚制理论为对话平台,以对组织理性的检讨为逻辑起点,以对组织目标被个体利益虚化的观察为逻辑进程,以对官僚制伦理僭越民主价值的反思为逻辑归宿。从学科研究看,官僚制批判的演化是行政学成长的典型缩影。就行政实践而言,反思官僚制的推进是特定社会背景和文化风貌塑造的产物。     

“官僚制“组织理论对军队管理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创史人,是现代组织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尽管70年代以来,官僚制理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官僚制"通过对三种权力类型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基于合理性法律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特征.马克斯.韦伯有着四年的军营生活阅历,其官僚制组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军队层级管理体制的特征.因而,深入研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军队组织扬长避短,提高管理效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官僚制破窗、管理再造与螺旋创新

新公共管理是基于传统官僚制存在破窗而导致"管理失灵"的情况,运用市场化的方法和工商管理的经验对官僚制进行无缝隙再造。但是因其庞大的修补计划以及管理的复杂性和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等原因,产生新的破窗,从而催生后公共管理的兴起。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后公共管理,一方面可以看到管理改革和治理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公共部门改革和管理提供批判性的多元思维视角和实践模式,催生了公共部门管理变革的螺旋创新模式。     

理性化行政——官僚制的现代性危机及救治

官僚制在各国行政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但随着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它在应对时局的变化方面显得缺乏灵活性,曾经值得称道的"效率"也大大下降.如何"建立和维持一个顺乎民意而负责的官僚机构,是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或落后社会-的难题之一"1本文主要针对官僚制的产生背景、基本特征、存在危机和救治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     

官僚组织间关系与政策的象征性执行——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讨论中心

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规范地方政府决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稳评"政策却陷入了象征性执行的困境,即地方政府对执行该项政策采取做表面文章、走过场、制作虚伪文本材料等仪式化的策略。"稳评"政策象征性执行根源于官僚组织内部的张力,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级压力与政策执行环境之间的张力,使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与既有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相适应,但也容易诱发新的基层治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积压。减少"稳评"政策的象征性执行现象,不仅需要进一步理顺官僚体制内部关系,而且应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取向及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政府责任及其实现途径的研究视角探析

社会各领域的秩序与法治密切相关,但其实践却取决于能否建立切实有效的负责制。关于政府责任的范围,可以根据行政同政治、社会及社会与政治间关系,以及官僚制内的各种安排等来确定。政府责任及问责制是某一国度内的国家建构并完善公共秩序的核心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上,必须强调"体制-机制-秩序"关系模式。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心要放在公共问题上的体制和机制方面。而县政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位置就是基层,其治理成效不仅具有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意义,而且与百姓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     

论清末新政时期外官俸禄制的改革

清朝外官法定俸禄实行的是二元制的俸禄制,由于法定收入十分有限,为了应付开支不小的官场和私人用度,外官不仅将法定外的额外收入"陋规"变成约定俗成的、"合理"收入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想方设法谋取其他私利,其结果是清朝官场日趋系统性、长期性的腐败。一些直省督抚也曾做过改革尝试,但因为俸禄制的改革牵涉到官僚制度、财税制度的整体改革。因此,这些改革难以长久,且成效不明显。为了刷新政治,清末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其中包括从公费改革入手,对旧的俸禄制的变革。从草拟的俸禄制度文本看,清末新政时期俸禄制度的改革既有对过去的继承,也有大的创新,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弥补而非打破官僚制: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任务型组织再认识

以"领导小组"为代表的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却也存在着设置随意与泛滥倾向。据此,在识别有效任务型组织构成要素基础上,理清有效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对于更好地发挥任务型组织的积极功能,增强国家治理有效性已势在必行。基于以"创卫"为背景的两个案例城市治理过程比较,可以发现有效任务型组织在任务缘起、领导级别、组织结构、组织职能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弥补官僚制和浓缩官僚制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其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成为高度浓缩的官僚组织,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框架下进一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问题

随着行政自由载量权的扩张,它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官僚制的行政组织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官僚制是一个悖论,但其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关键在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权限或范围进行科学地定位,即遵守法律和程序,一旦行政行为超越法律的情况下即高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尊重公民人权和遵循比例的原则。最后,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道德问题,要以关注社会正义或公正为出发点,加强行政责任的道德提升。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古代官僚制二重性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制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二重性，中国古代官僚制由积极形态向消极形态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其精神面貌上，而且表现在其内部的制度和机制上。官僚制向消极形态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古代没有形成以社会的力量通过正常法律和制度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政治机制。有鉴于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建立起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中就设想过的那种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以防止我国的政府机关发生向消极腐败方面转化的趋势     

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