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的股市“价值”

市场是可以被操纵的。无论牛市,还是熊市,都非自然的结果。而很多企求回报的投资,并非因为价值,而是因为有机可乘。自股市从6100点到2566点,深沪两市的市场,已经跌去了17.5万亿元。但是,投资者甚至包括管理层,并没有深入地解读很多人为何会在6124点时看多A股,却在2566点时看空A股——这是中国股市的不成熟的重要特征之一。     

以“愚者”的心态去敬畏市场

养金鱼的人都知道,如果一直给金鱼喂食,那么它们不管饿不饿都会一直吃,直到撑破肚子。类似的,有些投资者买的股票或基金就算积累了可观的收益,却因为想要赚更多,不但不懂逢高出场,甚至还在高点中不断加码,直到行情反转仍然不放手,只能眼睁睁地满仓看着市场飞流直下,抱憾而归。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是在于心态。在投资中,人们最常遇到的一个心态,就是贪婪。贪婪,这个词在投资领域并非完全贬义。人们提倡合理、合法地追求最大的投资利益,这不为贪;但当贪婪超出一定限度并可能导致重大失败时,这就是通常意义的贪婪了。     

从“天真的财富”看中国外储出路

随着美国"两房债券"暴跌暴露出次贷危机深层次问题,外国主要投资人身份也因而揭开。在华尔街,中国国家外储投资资金获得了一个"愚蠢的财富"(dumb money)的绰号。最近,全球投资大亨巴菲特在接受电视访问时,对此则使用了一个更加礼貌的词语,"天真的财富"(innocent money)。巴菲特说,美国国内并不缺乏投资资金,如果是好东西,一早就会在国内的自由市场卖完了。     

资本市场“黑手”难去

由于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长庄系控制着不同实业企业和金融企业,股权结构交错、资金流向复杂,监管难以落实。当他们与权力资本结合之后,更会如鱼得水,对社会财富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中国财经界的诸方人士目前正对一轮尚无具体时间表的审判翘足等待,以便确知哪些主体终将因在资本市场内从事了非法交易而遭受制裁——此轮"清理运动"可能以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为主角和开端。不过,鉴于相关调查仍在秘密进行之中,没有迹象显示当局会即刻启动法律程序。     

基金投资也要讲究“荤素搭配”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每次天气突变的时候,感冒发烧横行,平时不太容易看出的个人身体素质的差异就会明显体现出来。而基金投资同样如此,市场好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不过等市场状况糟糕的时候,你的投资组合是否健康就会很快浮出水面了。     

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

据媒体报道,近期以来,温州出现了多家中小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有些企业主甚至因还不起高利贷而外逃。不同于金融危机时一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倒闭和企业主外逃,对于这一次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或者"猝死"的原因,根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分析,主要原因是在目前中央银行货币紧缩政策下,本来就从国有银行很难贷到款的中小企业只好更多地依赖民间的高利贷,导致融资成本太高,资金链出现了断裂。当然,一个企业的倒闭,原因不能完     

欧洲之痛:没有结果的“牺牲”

南欧各国对紧缩政策的抵触情绪,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人们反对牺牲。相反,欧洲民众认为,领导人要求他们做出的无谓牺牲根本无法助长其自身的利益。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表达了重要、但却往往被人遗忘的观点,那就是要求南欧财政困难国居民做出牺牲须有限度。为防止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沦为集体劳教所,奥朗德认为,人们在不断削减开支及节衣缩食的同时,须得看见希望。     

“蛮横”的政治经济学

在我们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没有哪种经济上的失衡不最终归咎于既得利益,然而,我们忽略了一些在这个框架下隐含的关于政治家理念的假设。曾几何时,我们经济学家与政治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在竞争性目标(比如公平和效率)之间做权衡分析,为人们希望达到的经济成果(包括再分配成果)开政策药方。至于接不接受我     

房地产调控预防“风险转嫁”

房地产市场本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而无论是房地产企业还是房地产投资者仍然都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可利用政府土地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把房地产市场的高风险转移到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以及整个社会。     

“逃跑的人”:投资移民的经济隐喻

<正>山西整顿煤炭资源后,引发国进民退争议,一些富人开始收缩投资,不安全感明显上升,想办或正在办移民,他们存在一种心态:害怕有一天自己的财产遭遇国进民退。移民潮总是随着经济的剧烈变动而起,又随着经济发展的稳定而逐步式微。中国的百年移民历史中,从非法劳工移民到大量留学、技术移民,再到如今投资移民潮起,亦在折射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     

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的批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国际社会主流应对危机的思路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把环境破坏成本纳入市场以及碳排放贸易来解决问题。福斯特将这种主张称为市场拜物教,指出市场拜物教归根到底是要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生态危机,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福斯特对市场拜物教的批判对市场经济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他启示我们要不断地创新观念和体制机制,不断地在利用市场的正面作用和限制其负面影响上寻找平衡点,不断探索使经济活动适应环境规律,使社会尽快走上经济与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兴市场企业“加速的国际化”现象研究

近些年来,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与发达国家"先行者"跨国公司相比,这些"后来者"在缺乏必要的垄断优势前提下,凭借组织、战略创新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通过海外"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巩固全球市场份额、获取母国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将"加速的国际化"作为迅速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规避母国制度与市场限制,赶超先进竞争对手的一种战略手段,其独特的跨越式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型跨国公司截然不同的新特征、新趋势。     

从陈水扁“终统”看美国台海政策的内在矛盾性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将维持现状视为台海政策的核心目标。然而，在应对陈水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过程中，美国的态度并不始终如一，而是先后出现“硬——软——再硬”的变化过程。本文试图以布什政府对陈水扁“废统”主张的反应为线索，观察美方在三阶段态度的变化，分析其变化的缘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透视美国现阶段台海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局限性和妥协性。     

“李克强经济学”的信号

新一届政府已不能仿效过去几年饮鸩止渴式的货币信贷刺激政策。如果不在接手之初就让一些深层次结构风险陆续释放、并着手予以消化,而是继续以货币信贷扩张和加杠杆来遮蔽种种问题,那么在执政中期将面临强度更大的系统性泡沫破裂风险。     

A股的“政策市”困局

"政策市"由于过多的人为痕迹而留下诸多漏洞,终难免被嗜血之徒、腐败分子作为工具利用。因为,在"政策市"中,游戏规则是变换的——政策就几乎等同于一个个的游戏规则,在每一次博弈中,靠近政策资源者就会成为暴富者。     

从“基础防卫”到“动态防卫”——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调整

2010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和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1—2015年度）。这是日本政府自1976年以来第四次制定防卫大纲,也是2009年上台执政的民主党首次发表防卫大纲,其内容显示了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化,并将成为未来10年日本防卫力量建设的指导方针。     

“瓦圣那协议”与两岸经贸关系问题的探析

马英九在台湾2008年大选前提出并在此后多次重申其台商投资大陆的政策是“原则开放，例外管制”，“遵守‘瓦圣那协议’，以技术控管取代资金控管，凡非台湾独有或大陆已有之技术不必限制。”虽然目前受到岛内外形势所限，该政策尚未完全展开，但处于逐渐落实之中。本文试图就“瓦圣那协议”与两岸经贸关系的关联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新南向政策”背景下台商海外直接投资动向研究——以东南亚为中心的考察

新南向政策”真的是“新南向”?亦或是“新难向”?文章选2016-2020年台商直接投资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法,把握台商海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与动向,结合社会资本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诠释内在逻辑。研究表明:第一,台商海外直接投资以亚洲为重点,亚洲地区吸引台商直接投资基本形成聚焦东南亚地区、关注东亚、拓展南亚的空间分布特征,东南亚地区大致呈现出由南向北延伸,并以越南为重点的空间分布格局。第二,“新南向政策”对台商海外投资的实际影响微弱,并未改变祖国大陆是台商岛外投资的主流,但其隐藏着台湾当局企图加强与东南亚地区民间互动、文化交流及技术支援等具有提升或改善台湾地区所谓“国际地位”的政治阴谋。第三,在时刻警惕美、日及印等所主导的“印太战略”及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不确定因素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 RCEP等区域经贸合作机制,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防止“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     

从2004年选举透视台湾的“中间选民”

在研究分析台湾选举形势时常常提到“中间选民”这个概念。所谓“中间选民”主要是指在岛内蓝绿两大阵营基本支持者之外的一部分选民。观察2004年台湾“大选”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在蓝绿两大阵营对垒、双方“基本盘”势均力敌且相对稳固的情况下，约占选民总数20-30％的“中间选民”不仅是蓝绿双方全力争取的对象，其最终流向更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对这一部分选民的成分、分布、特点及投票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对于观察台湾的选民结构以及今后的各种选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