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研究的几点想法

几年前我在《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里(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已经注意到这一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我在那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外交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后者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文章引证了     

美利坚的好事之徒

托克维尔看到的居民提供犯罪的证据、帮助警察的工作,这至少需要人们在公务人员面前有足够的安全感,对于公共事务有充分的参与意识和参与保证。不然,即使不幸就发生在身边,人民群众期盼平安和谐的愿望也只能靠祈求自己幸运和对待别人的遭遇麻木来维持。托克维尔1830年代从专制法国来到民主美国考察,很惊讶地发现,美国政府拥有的发现罪行、追捕罪犯的手段极少,警察数量也远不及法国,但罪犯漏网的却非常少,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认为提供犯罪的证据和擒拿罪犯,与自己的利害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