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余傅事件”中的余立金一家

1968年3月22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飞来横祸,史称"杨余傅事件".历史上,余立金一直在华东地区工作,1965年调到北京,才与杨成武有上下级关系;至于和傅崇碧,只是"文革"后在会议上见过面.而他们共同的罪名是为"二月逆流"翻案,还有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等.为什么要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捆绑在他们头上?难道是因为他们握有军中大权吗?不要说旁人,就是他们自己,也坠入五里雾中.     

两度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

“文革”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了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及专家、学者。但傅崇碧也由此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人的不满。1968年3月23日，在震惊全国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傅崇碧被监禁到沈阳、吉林等地长达7年之久。1974年经毛泽东亲自过问和批准，才得以恢复名誉，重获自由。1975年，傅崇碧被重新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文革”中最早双双被抓的北京军区主官

北京军区地理位置特殊，使命也特殊。在中央眼皮底下，得到的支持多，来自上面的干扰也多。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军区领导一方面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示，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不断地直接插手军区工作。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北京军区领导就卷入了最复杂、最凶险的政治漩涡。     

“杨余傅事件“中的周树青

一 1966年春,北京军区驻石家庄63军政治部主任周树青奉命调京,任北京卫戌区政治部主任。此时的北京,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首都北京成了台风中心。公检法砸烂了,各级政权瘫痪了。然而,首都社会治安秩序要维护,国家机器要运转,中央领导安全要警卫,毛主席检阅要安排,红卫兵串联的接待、三支两军,甚至连保     

惊动高层的“围攻外宾事件”

1972年秋．一支由17人组成的罗马尼亚私人旅游团悄然来到中国首都北京，进行为期7天的旅游。这是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允许进入大陆地区进行私人旅游人数最多的一个外国团队。由于“文革”而造成的多年闭塞，以及当时国际围内形势的现状，这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旅游团意外遭到了中国民众的“围攻”，从而惊动了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本文向读者朋友披露的正是这一鲜为人知的内幕……     

重话“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是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1968年3月22日,杨、余、傅三位将军遭到飞来的横祸,顿时成了震惊全国的“杨余傅事件”的罪魁,他们共同的罪名是为“二月逆流酬案”、“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吟诵的三首半旧体诗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广大民众经历了由十分惊愕转而重新进行独立思考的过程.从林彪叛逃这件事,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林彪赖以崛起的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对与林彪集团相勾结的江青集团发生了怀疑.     

十年“浩劫”中的开国将领周希汉

周希汉，1913年生于湖北麻城，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入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首任军长、滇南卫戍司令、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周希汉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文革”期间，海军受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严重破坏，而处在海军副司令岗位上的周希汉不可避免地经受了“触及灵魂”进而“触及皮肉”的劫难。     

“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内情

林彪事件给全党和政坛带来强烈震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林彪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给全党和政坛带来了强烈的震动。4天后，即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就同“四人帮”进行了正面斗争。1976年初,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当年4月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巨大的勇气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种斗争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

“文革”中，昆明军区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单位之一。其中除了受迫害自杀的昆明军区前任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刺杀身亡的昆明军区后任第一政委谭甫仁中籽，受迫害跳楼未死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等之外，昆明军区的众多将军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等，几乎全卷入了“文革”的漩涡。     

开国大将王树声的“文革”岁月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西部军副指挥，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下篇）

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来信上的批示,成为解放邓小平的尚方宝剑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汉阳一中事件”回眸

1957年6月12日,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第一中学部分学生为升学问题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引发了一起冲击县人委(县政府)和中共汉阳县委员会的闹剧,当时竟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人工合成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特大冤案。事件发生后,美国、台湾敌对分子也借题发挥,大做反华文章。汉阳籍黄     

令周恩来发怒的“雅典事件”

编者按:周伯萍这个名字,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但提起"文革"时期发生的轰动一时的"雅典事件",稍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会知道.这段故事甚至被列入了"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周伯萍时任中国驻希腊第一任大使,就是"雅典事件"的当事人.最近,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再现了这段往事.     

大将许光达的“文革”岁月

许光达，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先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作为共和国开国大将，作为在共和同武装力量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建树、功勋卓著的一位革命家和军事家，那不容侵犯的神圣与庄严，却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被亵渎了……     

正确认识“7·5”事件维护新疆和谐稳定

乌鲁木齐“7·5”事件是一起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7·5”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深刻的政治背景。“7·5”事件集中反映了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我们必须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加快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的社会主义新疆。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少奇同志调研“群体性事件”

1957年2月18日，刘少奇同志登上沿京广铁路南下的列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农民等“闹事”问题进行调研，即调研现在通常所说的“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