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以滇西为例

"文本"产生于特定的"情境"之中,承载着某时代社会情境下人们的历史记忆,并因社会结构而遵照某种规范来记录而形成文类(文本结构)。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皆田野。任何能被观察、解读的社会文化表征都是文本,我们能透过这些文本表相来分析情境本相。滇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产生非常特殊且多元的历史记忆。借助以往羌、藏族地区田野经验,在解读滇西文本时,呈现各种历史心性下的历史叙述,分析相关的历史社会情境,以及个人在其间的情感、意图与作为,即可提出一种反思性研究路径。     

反思工具论——以白族祖源议题为例

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晚近诸多工具论观点的民族认同研究成果,关注人群民族认同的流动性及祖源等共同体集体记忆的不确定性。以白族为例,许多研究利用族谱文本,分析元明以来大理白族的南京祖源记载与变动,指出受中央王朝政权更迭的影响,当地普遍存在通过变更族谱更改祖源的现象。相对于此,从人类学取径出发可以发现,工具论者视祖源为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工具,容易在文本材料的选择与推论上强调流动性,而忽视祖源是人类追溯自身存在的根基性认同,常为个人或群体所坚持。相对于历史文本分析而言,亲属称谓与亲属实践更具有稳定性,由人类学取径开展的相关研究,可以呈现不同的解释观点与事实。     

白族本主崇拜——以大理市湾桥镇向阳溪村为例

大理市湾桥镇向阳溪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白族著名学者、经学家、文学家、画家、史学家杨黼的故乡。全村有800多户3200多人,95％以上都是白族。村子坐落于美丽的洱海之滨,苍山十八溪之一的鸡鸣江（阳溪）从村南流过,注入洱海。村西一公里有集市,叫龙街,每逢农历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日,十里八乡都来赶集,十分热闹。     

侨力资源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开发——以近代广西为例

海外华侨是中国近代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以近代广西为视域,从经济开发、文教事业进步,以及生活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嬗变等方面考察了侨力资源在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开发中的作用。     

路与白族人的公共空间——以双廊村路为例

一个村落的路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和与外界沟通的重要纽带之一,有其经济和文化功能;同时,以路为基点连接或区隔出不同的空间,村落及村民如何围绕路及其延展的公共空间得以组织、建构与互动,在不同的空间和场域中,人们如何行为。通过对大理市双廊镇双廊村村社路文化的调查,结合功能论的观点,思考路与白族人的公共空间。     

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特征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发展商贸流通业是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之举.本文以甘肃省为例,在选取和构建商贸流通业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1年甘肃和全国商贸流通业的截面数据,比较了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与全国水平的差异,揭示出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存在城乡差异突出、区域差异显著、新兴零售业态发展缓慢、住宿餐饮业发展水平较低、消费品市场具有潜力等突出特征,并由此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论浙籍买办与宁波商帮的近代转型

近代浙江籍买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人团体,其不仅对近代浙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对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浙江籍买办在宁波商帮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具有典型意义。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以大理白族为例

僰人、白人和民家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对大理白族的称呼,尽管大理白族始终没有从少数族裔的标签下挣脱出来,但各种文本中的记录都显示他们与汉人日趋相近,我们有必要将大理白族的身份及其认同的变化视为一个不断调整与再定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族群关系,尽管现在所用的民族概念有很独特的中国含义,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产物,我们的研究必须兼顾中国民族融合的独特进程。     

陆疆侨乡与华侨华人互动发展研究——以云南滇西地区为例

中国有漫长的陆上边界线,涉及陆疆的包括广西、云南等9个省(区).云南省毗邻东南亚和南亚,是中国的陆疆大省,同时还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省(区).     

论近代中国传统陶瓷业的困境与转型——以景德镇为例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陶瓷业在生产方式上遭遇了困境。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传统陶瓷业不得不实行变革以求得新的生存空间,以杜重远为代表的实践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举措,如加强管理、革新技术、采用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等,由此带动了中国传统陶瓷业的现代转型。     

文化生态变迁下白族扎染艺术的装饰性变化研究——以周城白族扎染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生态变迁一方面给白族扎染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提高其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让白族扎染陷入了发展瓶颈。在文化生态变迁的背景下,以周城白族扎染为例对白族扎染艺术装饰性变化进行探讨,着重分析文化生态变迁下其装饰性变化的特征及原因,并基于白族扎染艺术装饰性变化的辩证分析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     

论近代以来的县级教育行政——以湖北为例

近代以来,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县级教育行政也随之建立并不断刷新,为广大乡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保障.但是,由于县级教育行政制度改革设计漏洞百出,执行上又出现了很多偏差,实质上的职能和效果大打折扣.     

略论民间歌谣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大理白族民间歌谣为例

本文试图将白族歌谣放在民族文化的“多棱镜”下扩视，以历史的视角和文化平等的视野对其现照，用心灵去剖判、理解白族之所以成其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定民族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象，努力发掘深埋其中的多重文化解读空间，真实地表达出歌谣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底层民众的情绪世界。因为大理白族民间歌谣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中展现的活态文化，反映了白族人民田有的思想意识、文化现念、民族风情和审美理想。     

政治法实践中的制度演化——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例

由近代中国商会的政治活动观之,在成文宪法等政治法律基本不被实施的背后,近代中国依然存在非正式意义上的政治法实践。这种政治法实践在多个层面被充分展开,主要包括政治认可上的合法性审查、政治教化上的行为控制和政治妥协上的秩序诉求。这三种非正式的政治法实践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制度演化而非制度移植的路径。与西方现代政治法传统、也与中国古代政治法传统不相一致的近代中国政治法实践,在理论上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化逻辑。     

城市经营中的制度创新——以中山市为例

简要回顾了城市经营的发展,结合中山市的实践总结了当前城市经营的不足和问题,深入的分析表明制度矛盾是其深层次原因,进而提出从建立区域管治、转变政府职能、适时调整行政区划以及建立健全创新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是改善城市经营的有效手段.     

以茶为媒传家风——大理白族婚俗茶文化

据史料记载,早在先秦时期,苍山、无量山、哀窂山等地就是大理茶叶的种植园。汉代,大理就有叶榆焰茗之说,叶榆即大理,焰茗是烤茶。宋代大理国佛教盛行,寺庙周围广植茶桑,形成了深山藏古寺,古寺出名茶的局面。茶文化也逐渐由宫廷、寺庙普及到民间。明清时期,大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茶叶销售集散地。1908年,为方便马帮长途运输茶叶,喜洲著名商帮永昌祥在大理下关建立茶厂,将来自双江、凤庆、勐腊等地的散茶经过蒸压成坨后长途运输、销售,是为沱茶。     

城市外来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以宁波市为例

当前,数量日益增多的外来人口不仅是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撑性力量,也是城市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格局中,如何使外来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更趋于合理,日益成为城市改革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作为流入地的城市,如何改进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优化和谐社会的共建机制?如何将和谐社会的理念渗透到外来人口管理中来,从而不断优化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本文以宁波市农民工管理服务体制为例,在回顾外来人口服务与管理政策的历史沿革与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现存的主要问题与矛盾,提出体制创新的问题与建议。     

民俗旅游文化社区参与的层次分析——以大理喜洲镇周城白族村为例

在大理白族民俗旅游中,喜洲镇周城村民俗旅游的发展和社区参与模式较为典型,但同时它也还存在诸如村民利益分配不公,精神参与与实体参与不同步,旅行社参与力度弱等问题,需要从探索白族民俗文化资源进行资本转化的有效途径等措施入手,提升大理白族民俗社区参与层次,从而实现该社区对旅游的有效参与。     

传说在历史现场中的记忆与失忆——以桑植白族仗鼓舞起源传说为例

桑植白族仗鼓舞起源传说经历了从明代至今的传承过程,在不同时代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以历史记忆为切入点,通过对收集到的桑植白族仗鼓舞起源传说进行梳理、比对,发现无论社会生境发生怎样的变迁,对于围绕仗鼓舞所产生的民俗事象,其历史记忆是具有连续性的,而关于仗鼓舞起源的历史记忆由时间的远端向近端推移的过程中在传说文本里呈现出衰减现象,仗鼓舞起源传说最终在现代文本里失忆。     

文化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比较——以近代中国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毕竟共栖一世,因而在思想上就难免有同为一炉的印迹: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一定的文化决定论倾向;与现代性的相伴而生。然而,从另一角度讲,文化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由于时代感悟的不同,必定有其不同的特征:相异的文化取向;不同的现代性追求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