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困境及出路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该权利对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发挥市场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消费者组织和媒体因为利益考虑和体制约束,对应当向消费者公开的信息而未进行公开.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当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制,同时发挥媒体、消费者组织等民间力量在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的作用.     

新形势下党的戏曲政策再认识——兼谈当代戏曲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党的戏曲方针和政策从内容到形式对当代戏曲艺术做了科学、合理的规范和引导,但由于新形势下戏曲艺术再次遭遇到不亚于改革开放前的严酷境遇,党的戏曲方针和政策的内涵有必要根据时代语境因缘适变,从而有效地保护传统文化的精粹免于过度流失。本文论证指出,特定历史时期下确立的戏曲方针应进一步打破"花"与"草"、"陈"与"新"之间的界限,任其在行业内外更加自由地竞争和发展,将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更多地交付于行业、受众和市场;"三并举"的实际内涵眼下已经超越了传统戏、现代戏和历史戏三分的具体语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各类剧种和剧目的公平对待,适当做到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应不只局限于"三并举",而是要有重点、有步骤地"多并举"甚至"全并举"。本文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当代戏曲艺术的困境与出路问题。     

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论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思想

正"祛魅"(disenchantment)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显现出理性化或合理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一般政治、现代政治更多地被学者以一种"技术路线图"的方式加以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同样如此,正如他将现代政治理解为理性的官僚制有的译成科层制)一样。然而,韦伯绝不仅仅停留在"客观性"的阐释基地上,他同时还是"价值观的旗手",给政治生活以伦理审查,深刻地揭示出现代政治的道     

论人大作用发挥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决途径——以城市房屋征收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房屋拆迁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大如何在城市房屋征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一个需要探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房屋征收的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在分析人大性质、地位、职能的基础上,对城市房屋征收中充分发挥人大作用的路径进行了探讨,提出人大应该充分发挥决策、沟通、监督作用,既保护人民的利益,又保障城市房屋征收工作顺利有序进行。     

十九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阶级属性问题——兼论其局限及陷入空想的原因

十九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弄清楚它的阶级基础,正确地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对于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401页)     

浅析当前高中德育困境及其解决方案——兼论如何丰厚高中德育教育土壤

高中生是处于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又是可塑性较强的时期,德育教育对学生价值取向、品格素养的形成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对高中德育教育的成效质疑甚多。从长远来看,思考高中德育教育的掣肘因素何在,以及如何优化高中德育教育的环境,丰厚高中德育教育土壤,对解决当前德育教育困境具有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基于刚性稳定论的行政程序法立法困境探析——兼论权力、秩序与法

行政程序法遭遇了29年的立法困境,至今没有成功立法。利用刚性稳定论的分析框架,我国的法制建设可能面临四大命题:选择性立法、独立法律体系遭否、社会秩序领域的立法被动性、法治与稳定的相互形塑。行政程序法都符合这些命题,再加上自身独特性,使其更深层地触碰到原有的刚性稳定体制,制约着其立法进程。最后,我国目前正处于棱柱型社会,法必然受到权力和秩序的影响,研究重点须从法的"正当性"转向法的"可接受性"。     

论生态型政府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的分析

生态型政府在当代中国面临着严格的逻辑困境.这种困境首先由生产技术约束引起,并且由于制度约束而加剧,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资本增殖性质、资本积累的原始性、社会追逐物质富足的迫切性、国际竞争的激烈状况等方面,最终表现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进退维谷,政府生态责任的约束软化,政府生态管理出现系统弊病.我们认为,不打破这种逻辑困境,就不可能在中国建设生态型政府.     

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项目制实践不仅是特定国家治理方式的具体应用,也是我国依托公共财政实现公共意志、提升公共福祉的过程。通过对涉农项目实践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资源再分配中国家自主性不足是项目制基层实践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其中,得以彰显的基层政府(组织)的自利性以及不断强化的庇护结构,成为国家项目指标分配中无法克服的力量。基层精英群体凝结成日益固化的利益分配结构主导整个项目实施过程,基层政府(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结构从权力义务双向制衡转变为对国家公共资源的共同分割,由此,精英俘获与结构替代绑架国家依托项目实施的公共意志。有效克服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核心是从提升资源分配中的国家自主性能力着手,以重塑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公共性为重点,理顺国家、基层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最大化实现项目制所秉持的公共利益。     

“大学生法律援助——诊所法学教育”的发展困境及其解决

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与法律援助之间的联系是自然形成的,是应法律援助的需要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构建我国法治社会具有一定的贡献。目前法律诊所教育遇到一定的发展瓶颈,对此我们应该从理念上重视实践性教学方式,对法律诊所的地位进行法律保障,弥补运转经费,开拓教师资源,解决诊所法律援助在各地区分布不平衡问题。     

推进行政系统创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兼论上海行政系统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以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野，联系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带来的压力与挑战，聚焦上海行政系统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推进行政系统创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路。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困境及其现代转换——兼论现代政治哲学的构成

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是奠基在"内圣外王"这一思想观念之上的,其核心思想是德治以及由内圣开出外王。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生了断裂。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近现代转型的考察提出,政治哲学其实由两组基本原理构成:范导性原理与构成性原理。"内圣外王"之学内在地蕴含着这两组基本原理,但是,它的方法论前提必须加以置换,即从"内圣外王"转向"外圣内王"。     

论涂尔干社会学方法从实证主义方法向辩证法的转变——兼论其大学研究的特殊理论意义

涂尔干为社会学奠定了两项方法论原则: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的“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分别研究社会事实之原因和功能的“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然而,在他的大学研究过程中,社会学方法论的性质明显地从实证主义方法向辩证法转变。在他看来,大学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对象;鉴于大学的本质是人类批判反思能力发展的场所,而不仅仅是科学发展的场所,所以,社会学研究需要超越科学实证的方法,继承和发展西方传统的“辩证理性”方法。     

处理互联网领域人权保障困境的理论基础探析——兼谈协商权利论的优越性

有效应对互联网领域中的人权保障困境,需要依赖合理的价值规范作指导。文章在分析绝对权利论和权利平衡论之不足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更加合理的指导性规范和程序性框架——协商权利论。协商权利论的价值基础是主体间性人权观,其在处理互联网领域人权保障困境时所具有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实现明确性与弹性之间的平衡;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稳定性与动态性之间的平衡。     

论地方自治与宪政——兼论英国地方地方自治影响及价值

国家以社会为基础,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的有机体。地方自治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力量和组织;是地方性的人民共同活动;是容政治、经济与一体的一种成熟的人民生活形式;是政治活动中一个最重要的范畴。英国的地方自治制度促进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基础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范式。英国的地方自治精神和模式深深地影响了欧美国家,并成为欧美和东方日本国家仿效的、基本的地方政治制度形式。它更是一种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民主制度。     

供需动态平衡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论其微观基础与制度保障

供需关系并非处于静态,而是在结构上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供给不仅要沿着需求侧要求去适应和调整,关键还在于通过供给侧转换升级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以引领需求,拓展有效需求的规模及结构,达到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的根本路径在于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创新和应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助力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健全产权制度体系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微观基础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的几对关系——兼论西方民主理论及其困境

“民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俞可平先生说 :“政治哲学中最古老而又最新颖的话题无疑是民主 ,谈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话题无疑也是民主 ,最令人神往而又最使人迷惑的话题无疑还是民主”。 (俞可平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0年 ,第 12 3页 )对此 ,我们应该总揽全局 ,用政治辩证法来认识它 ,把握它 ,驾驭它。在政治实践过程中 ,尤其要从战略的高度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一 )民主与效率在西方 ,有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式的争论 ,其中就涉及“民主与效率”问题 :前者认为决策是由一些为数不多的掌权人物作…     

未成年人法的困境与出路——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

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立法存在的问题,应着重解决保护未成年人责任稀释困境、涉法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缺位、困境儿童国家监护制度不健全三大难题。尽量少改和不打破现有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将亟需立法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修订现有法律的方式解决是现实和可行的方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宜适度"福利法化",将修法的重心定位为保护困境儿童及未成年人的受保护权;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宜进行"少年法化",将其改造为司法性质的少年法典,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他相关法律也宜进行配套修改,将未成年人法确立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改变未成年人法附属于成年人法的"小儿酌减"状态。     

论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误区与实践进路——兼论香港经验及启示

<正>目前内地的廉政文化建设尚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严重影响廉政文化建设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第一,廉政文化建设对象的认识误区。目前内地的重点教育对象,均被"落实"在领导干部身上,最多扩展到党员的范畴,大大缩小了廉政文化教育的受众范围。第二,廉政文化建设功能的认识误区。从宏观层面强调廉政文化建设"拒腐     

韧性城市:风险治理及指标建构——兼论国际案例

城市日益成为复杂的巨型系统,同时也越来越脆弱,韧性理论为之提供了新的思路.韧性概念有"能力恢复说"、"扰动说"、"系统说"和"提升能力说"四种典型定义,这一概念不关注城市系统是否恢复灾前状态,它强调的是"重组"能力,包括吸收外界扰动、学习和再组织、快速恢复正常和软硬件应对能力.确定韧性城市指标需要遵循符合韧性意涵、能比较、代表性和可行性四项原则,这一评估指标包含气候灾害韧性、经济韧性、社区韧性、组织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等层面,国际韧性城市实践主要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二者混合推进类型.尽管韧性评估指标存在获取实证数据困难、稳定不变假设和无形韧性难以量化等局限,但毋庸置疑,它为推动城市风险治理提供了新政策和重要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