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之策略

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实施劳动争议的重要手段之一。劳动争议处理的若干法规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为达到劳动法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之目的,在劳动争议仲裁中采用“先予执行”制度更为合理。     

“一带一路”投资规则发展趋势及协调策略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在"一带一路"双向投资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面临各种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投资政策障碍。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国及重要资本输出国,中国应在制定域内投资规则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把握好构建域内投资规则的总体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分类协调措施,并且做好促进投资便利化、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协调投资规则一致性等重点工作,促进域内投资合作关系的良性发展。     

公平与公正待遇: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约现状和风险防范

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大多规定有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但其措辞和规定方式不尽统一,且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可能使自己面临被诉的风险。我国今后应注意规定相关条款的独立地位、明确其内容、适用条件和例外情况等。同时要研究国际上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仲裁实践,借鉴和参考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有关规定,从而完善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禁止履行要求的出现及对我国国际投资发展的意义

全面禁止履行要求是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对于传统的双边投资体系中履行要求的广泛使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趋势 ,我国应采取何种态度 ,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 ,也影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的态度     

分权、争议与解决:公法视野下的德国联邦制

德国是联邦制传统较为久远的国家,依据德国宪法而形成的明确的权限划分,构成了其联邦制度成立的起点;以联邦宪法法院为轴心的相对完善的争议解决机制,构成了德国联邦制度巩固的基础。然而,目前德国联邦制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决定着德国联邦制度的未来。     

从发展的角度探讨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

晚近的国际投资条约,对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规定模糊,造成了发生纠纷时,最惠国待遇能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在国际实践中,ICSID仲裁庭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只是对所涉基础条约条款的解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从理论上看,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难以判断两种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劣,而且可能侵犯东道国的主权等问题。从国际法发展的趋势上看,保障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国际社会努力的目标之一,而最惠国待遇适用于投资争端的解决,会扩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不平等"地位。     

优化我国投资结构的五大策略——“十二五”暨未来投资战略转型思考

我国经过60多年艰难曲折的奋斗,尤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上了伟大复兴的道路。而近年来,我国成功地经受了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小学数学课堂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培养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以教师授课,学生听讲的接受学习方式为主,发现学习方式少有渗透。数学课堂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转变传统教育方式,实施开放式、民主化教学,是提高小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     

“中等收入陷阱”与我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我国年人均GDP已达到中等收入标准,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既有可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也面临着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采取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创新社会管理等措施,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研究

在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便利化水平对于我国拓展新的贸易空间和投资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基础设施水平、法制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劳动力市场等四个指标系统构建了近期"一带一路"倡议沿线48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通过对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比较分析可知,虽然沿线国家间的投资便利化总体得分相对较低且各国存在明显差异,但是总体便利化得分呈现增长的趋势。未来应在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金融与货币合作、推动自贸区建设、提高通关便利程度和协调贸易投资规则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以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程度。     

关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考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面奔小康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强政策导向,有效发挥政府的组织管理作用。     

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改革——以十堰法官被刺事件为例北大核心

十堰法官被刺事件的成因折射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程序繁琐,非诉机制不能保障公平且效率低下,非诉与诉讼机制间缺少衔接、协调规则。为此,应减少解决劳动争议必经的法定程序;回归工会劳动者代理人的角色定位,引入政府参与的三方机制,采用仲裁自愿原则并全面实行"一裁终局";构建非诉与诉讼机制间的各种衔接协调规则。只有这样改革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避免类似恶性案件再次发生。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施机制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成倍增长的上升时期,投资区域不断扩大,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外投资结构不合理、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阻碍对外投资发展的瓶颈。"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环境和新视角,挖掘和发现"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投资空间对于企业、地区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我国不仅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还要建设对外投资的信息服务系统、投资风险基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以保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从应对“轮胎特保案”看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

面对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以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为代表的我国行业协会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行业协会的行政依赖性较强、不熟悉WTO运作规则、游说专业性不强等问题。从应对此次"轮胎特保案"暴露出的问题看,今后应从端正对行业协会性质的认识、完善有关行业协会的立法、加快行业协会从业人员的职业化队伍建设、防止行业垄断等方面,发挥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扶作用。     

WTO与我国医疗纠纷的解决

入世给我国医疗服务业带来冲击，也给医疗纠纷的处理带来影响。我国传统的医疗纠纷处理方式带有明显的行政主导性，与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相比，显得不合时宜。适应入世之需，应改进我国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引进仲裁作为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同时对处理程序、鉴定机构的构成等作出相应改革。     

“民工荒”“涨薪潮”现象的原因与应对策略:基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民工荒""涨薪潮"现象并非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所致,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有两个标准: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是否全部转移到工业领域,二是劳动力短缺是否是"持续性、永久性"短缺。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全部转移到工业中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只是一种表象,是供给的暂时性短缺,劳动力供需的拐点即"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到来。我国出现的"民工荒""涨薪潮"现象是由于农民工主体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人性化管理等方面期望远高于老一代民工所致,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农民工的实际工资缩水,出现涨薪的客观要求,并且,由于"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也助推"涨薪潮"。企业应针对"民工荒""涨薪潮"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用全面报酬的理念破解此难题。     

从“无为”到“有为”的博弈与转型我国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究竟应当成为“有为”政府还是“无为”政府是一个不断博弈与调适的过程。鉴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与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间的矛盾，政府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应当再做“无为”政府，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促进民营与国有经济处于同等的竞争平台上，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做“有为”政府。     

国际投资争端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以仲裁为出发点

随着国际社会间投资活动的日益增多,随之而产生的争端也与日俱增。妥善处理这些争端是维护国际投资市场的重要保证。"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专门解决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解决的方法包括仲裁和调解。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里,普通仲裁程序并非一种辅助性工具,而是与专家组程序并举的、可作为专家组程序替代选择的一种争端解决手段。     

“主义”认同与“问题”探析——中央党校“主体班”课程的政治学分析(1990—2010)

中央党校各个主体班培训课程都重视主义和问题两个方面。从不同班次来看,培训课程在主义认同和问题探析方面有不同侧重,这反映了不同培训班次学员在权力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以及在权力生产和再生产体系中的不同作用。从不同时期中青班的课程来看,培训课程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纲领中既有坚守主义认同方面的硬核,也存在主义认同和问题探析方面不断调整的保护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