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理性化何为

韦伯把西方法治的生成描述为一个法律理性化的过程，他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理性增长过程，转化到中国当下的话语范畴，所谓“法律理性化”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治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一项规定，其实施过程即是中国法治进程一脉，由此透视中国法治进程的理路有着见微知著的意义，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公权力的权威以及通达人士的个人魅力在该制度的理性建构与完善过程分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之于法治的作用及建构

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好坏，除了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制外，关键还在于其是否拥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鉴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了解其概念、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对法治发展的作用，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状，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论法治社会与中国法文化传统

现代法治是社会走出传统的努力 ,这是人类社会对其发展形态的理性预期。法律移植曾是中国走出传统社会的现实选择 ,有值得肯定之处。法治本土化是最为理想的法治途径 ,而在现实条件下它只是对法治推进的一种低度追求。法治并不否认权力的存在 ,只是给予权力合适的存在方式 ,法对权力的制约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传统法意识的转换需要培植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突破法文化传统是法治推进的必然要求。     

法治思维的定性及基本内容——兼论从传统思维走向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有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但从法律职业技术层面还是法治理念层面理解它,学者们尚有争议。法治思维如何定性,法治思维是否就是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是一个什么关系,基本内容是什么,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浅析社会转型时期法治政府在我国的理性建构

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政府构建是一项关乎社会稳定和政府发展的大事。我们应该从理性角度出发，从法治政府的本体分析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联系我国国情，深刻分析在我国构建法治政府的必要性问题，最后切实思考我国应该如何构建法治政府，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从理性角度进行法治政府的构建，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法治理想与现实法制——从几个现象看我国的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并不等于法治 ,“依法治国”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但民主仅限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而没有涉及到对权利的保障和对权力的制约 ;我国的法治建设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循序渐进的行动过程 ,而不是以运动方式推进 ;我国的法律权威、法律信仰没有建立 ,法律社会化机制存有障碍 ,国家机关和社会精英应在法律规范社会化过程中负起历史责任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法学教育视野内的法律理性

法律理性是法律与理性有机结合的产物,是现代法的内在精神品质,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精神追求。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科学生以法律理性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法学学术和法学思想的培育,重视法律伦理和法律职业品格的塑造,崇尚人类公平正义的法律信念,秉承法律信仰、塑造法科学生的法律理性人格。     

法律职业研究的理论背景

法律职业的兴起是法治深化的一个重要征象。对法律职业的研究必须置于法治研究的大背景下,否则很难认清法律职业的正确地位。法治的发展路径必然是精英治理与大众治理的结合。这是对法治中终极因素——人的因素的正确把握。法律职业、法治政府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制约与互动是法治建成和稳固所要求的权力格局。法治的历史已经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和图景:英国和美国代表着先发展国家的法治理路,而日本则是后起国家的法治典型。这些国家的法治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整个人类历史作为改造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方式的历史和竭力维持人类理想的历史。     

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兼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之路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法治社会的一个表征。法治社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使用特定的法律话语、独特的思维方式,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实践传统,以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为共同的价值目标,以法治为精神信仰,拥有一种自我约束、自主评价、自我管理的运作机制的职业群体。两大法系因历史、法制文化等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养成模式。中国应以司法考试制度变革为契机,借鉴大陆法系,进行法律职业改造,形成考试、培训、遴选、管理统一化的养成之路。     

乡村治理的法律规制及其限度——兼以云南德宏某村"村规民约"为参照

我国乡村自古呈现一种"治理共同体"格局,在内生性的自我共同体结构之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制参与和治理。建国以后,强制参与的进程更为密集与细致,表现为一种权力的"下沉"。乡村治理的法律规制是这种"下沉"的赓续与"转化"。"村规民约"自古随传统的变迁而变迁,当下是由现代的法律规制进行理性化再造,这种再造冒着理性独断的危险。而当下这种村规民约并非知识论上的"实践性知识",仅仅是乡村变迁进程中的法律规制的一种转化性产品,对于法治现代化的意义有限。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民工潮--中国法治的一种入径

传统法律文化同现代法治发展的冲突,造成我国当前法治困境的出现.中国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法治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同时也是民工潮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除在根本上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外,从思想层面上消除城乡法治观念的较大差异是解决法治困境问题的关键所在.民工潮现象与法治困境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无意间成为沟通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法律观念能动的理想介质,他们的自由、平等、契约、权利和现代国家与公民意识等方面的现代法治观念因此得以不同程度的生长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工潮是一场以自生自发的行动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法治独特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而不自觉地为解决法治困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是中国法治的一种入径.最后,本文从处理演进与构建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法律应如何对民工潮作出积极回应的建议.     

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再生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1]。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关系到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原生力量,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本土资源;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再生价值;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要创造性地传承和发展传统法律文化,探讨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新生路径。     

对法律信仰危机问题的探究

法律信仰作为一种人类对法律现象的终极关怀和参与,在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为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今天却面临着在法治社会视野中弱化甚至消逝的危机。尤其在中国社会,法律权威受到挑战,法律信仰集体缺失。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必须反思,到底什么是法律信仰?中国所缺失的法律信仰又该如何建立?     

公民法律信仰培育视阈下“法治中国”之建设略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而公民信仰法律是建成"法治中国"的必备前提,也是"法治中国"真正建成的客观表现。一定意义上讲,"公民信仰法律"与"法治中国"是同义语,二者相互促进、相伴而生。当前我国一些公民并没有完全对法律产生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各运行环节的建设还不够完善、法治赖以依存的社会条件建设仍比较滞后。梳理这两个方面建设的具体要求,以推动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培育工作和"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论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对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法律实践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的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理性的观念模式。其中法律权威理念和权力制约理念是法治理念的灵魂,人权保障理念是法治理念的根本宗旨,而和谐司法理念是法治理念的实现形式,四者结合构成了完整的法治理念形态。     

法教育学与中国社会

法治从结构上可划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制度的法治在于法律制度本身基本具备法治的制度性标准 ;文化的法治意指社会公众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尊崇权利和信仰法律。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法治 ,亦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法教育学的主题在于如何构造中国的权利文化 ,而变革的社会、权利文化的追求和通过教育实现法治的方法必然使法教育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并服务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实现。     

新世纪中国法律教育的定位与分层

二十世纪末党和国家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本文从我国法律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两个方面，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法律教育定位，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律教育应从法治建设角度来认识和架构，它是法治建设中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是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事业，是一种整体上全面而结构上多层的法律教育。